明治時期日本的經濟學界，基本上還是在學習、吸收歐洲經濟學的階段，此時期的日文著作大致是以“二手傳播”的內容為主，談不上有重大的學理創見。梁在這個薄弱的基礎上，間接吸收了歐美的經濟學理，再向中國讀者作“三手傳播”。就算現在能逐一複原梁的“日本經濟學泉源”，那最多也隻是找到“二手轉播站”而已。
厘清了“二手傳播”與“三手傳播”之間的關係，真的對理解清末民初的經濟問題那麼重要嗎？
12.2經濟見解
整體而言，梁對個別的財經問題都有不同的看法，不易把他歸類成屬於哪一派的路線，或是說他的主張於哪種主義或學說，這是和孫文很不相同的地方。所以最好還是從個別題材的角度，來理解梁的經濟主張，不要隨意把他歸入哪一派或哪一種主義。或許梁自己會認為：以他當時對各種經濟學理的知識程度，和他對各種經濟問題的掌握深度，基本上是屬於現買現賣的層次，還沒有資格也不敢肆意談論主義或路線的問題，或許這正是他對孫文和《民報》人士反感的原因之一。
如果不細評梁所主張的事項在邏輯上是否嚴密，在中國的環境上是否真的可行，則從他的論述大概可以歸納出幾個方向：（1）主張中國應跟上世界潮流，改采金本位製；但迫於事實，隻好暫采虛金本位：對內行銀本位，對外行金本位。中國的幣製必須迅速統一，幣製改革所需的經費，可以借著發行內債或舉外債來支應。（2）他對財政改革的效果過度樂觀，在國家預算的編列上，也常有不切實際的評估。（3）對外資與外債問題，梁客觀地理解到它們對中國的重要性，但強調要能主動地運用外資與外債，而非被它們所宰治。他對公債的功用有很高的期盼，希望能得到和日本一樣的成效，但幾次實際的經驗都讓他感到失望；他入閣後也想在公債上有所作為，惜皆不果。（4）在工商實業方麵，他希望能扶助民族大資本家，把生產和營銷兩個環節結合起來，最好能達到美國式托拉斯的規模，這樣才可以在國際上生存競爭。也就是說，希望中國能做到和西歐重商主義鼎盛時期一樣，擺脫被列強商品宰製市場的困境。所以他要仿效德國式的保護政策，逐步發展民族工業；也希望國家能有較強的統一指揮權，全國一心在工商業上集中力量，走入國際舞台。（5）反對中國采社會主義、土地國有、集體主義的路線。他所說的國家主義、重商主義，是針對中國工商業在國際市場的政策發展方向，不宜因而擴大解釋為：梁認為整體性的國家經濟或政治方向也應采取這條路線。
整體而言，為何他在論述貨幣改革、財政預算製度、內外債問題、反對社會主義和土地國有論時，表現得較精彩生動？那是因為這些問題具有急迫性，有具體的議題可以提供意見，同時又有人和他的見解相異，或對當時的政策措施不滿，所以就激發了他的強烈爭辯性。相對地，他對工商實業、國家經濟、經濟思想史等問題，就沒有展現出這種效果，原因正好相反。
陳獨秀曾評梁的文章“浮光掠影”，梁也曾自嘲“吾學病愛博，是用淺且蕪，尤病在無恒，有獲旋失諸，凡百可效我，此二無我如”。梁的文章在知識界甚具影響力，嚴複曾說梁的筆端“攪動社會”，這是公認的事；在將近一個世紀之後，用現代眼光重讀梁的經濟見解，真有那麼膚淺的感覺嗎？大體而言，不但不會，有時還很能感受到一些力量。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梁所說的大都是具體的弊病與實情，而非抽象深刻的推理。既有弊端，那隻能攪動社會的筆端，就能發揮很大的功能。尤其清末經濟病弱，可批評之處太多，隻要能抓住事情的要點，佐以東洋和西洋的實例來當作“照妖鏡”，再加上鋒利銳筆，文章通常就很能構成力量。所以不完全是因為梁的經濟學理透徹，也不完全是他對經濟政策的理解高超，而是對手太弱，有中等以上的事實理解，再加上一隻上等的利筆，大概就可以達到類似的效果。
也有人批評梁的著述“淺學動人”，說他和胡適一樣，都有熱情感人的筆鋒，但在學術建設上的深度不足。依公元前7世紀希臘詩人阿基羅庫斯（Archilochus）的譬喻，梁是屬於“知曉多事”的狐狸，而非“深知一事”的刺蝟。梁確是一隻狐狸，而且還是超大型的。
這種性格也充分展現在他的經濟論述上：跟著時事走，能立刻掌握問題的要點與特質，迅速吸收日文相關著作內的學理、觀念與推理，適切地應用在他所處理的題材上。若用現代的眼光來看他的經濟論述，困難度並不高，因為他的論述內容基本上是解說性的、策論性的、化繁為簡、對比諸說為主。從他赴日之後到逝前所寫的最後一篇財經文章，基本的手法都沒變。或者甚至可以說他有一套隱藏性的公式，這套公式性的手法是穩定的，所變動的是題材和因之而引發的見解與主張。所以我們可以說，就算具備現代的眼光和擁有較好的經濟學理，也不容易從梁的經濟論述中萃取出概念性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