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的全集裏，經濟論述所占的比例不高，隻是他議論眾多時事的一環而已。但他對某些經濟問題曾經下過深入的功夫研究，幣製改革和財政製度尤其是他關懷的重點。以下所要討論和省思的主題有三項：（1）他的經濟知識有哪些來源？除了中國傳統的典籍之外，他在日本接觸了哪些財政經濟方麵的著述？他比較傾向哪些觀點的學說？（2）從綜觀性的角度來看，梁的經濟論述具有哪些特色？他的寫作手法可以歸納出哪些模式？（3）從研究近代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梁當然是關鍵性的人物，文筆犀利活潑，老少鹹宜；此外，他所論述的主題，大都具有時事性與政策建議的意涵，所以很能抓住當時讀者的關注。相對地，嚴複在譯案《原富》時用詞古奧難讀，遠比不上梁的精彩爽快。但嚴的優勢在於《原富》是世界名著，此書的中譯是屬於經濟思想在國際傳布的環節之一，所以在一個世紀之後重讀嚴複譯案的《原富》，從經濟學理的觀點來看，反而比梁的論述更有探討的空間與深度。
12.1知識來源
梁在1898年（戊戌）26歲赴日之前，寫過四篇評論經濟問題的文章。他在這些文章中所表現的筆法已相當老練，見解也夠清澈，所駁辯的事理也夠強韌。赴日之後所寫的經濟論述仍有上述三項優點，進步之處是文章的整體層次拉高了許多，架構更完整平穩。最重要的改變，是他在說理上引進了近代經濟學的概念與推論方式，可以說是從傳統的中國策論式文體，提升到現代式的分析論述。
這項大轉變的原因很明白：在學習能力尚佳的階段，他掌握住機會，廣泛接觸日文譯著的經濟與財政著作，學習到新的專業名詞、推理方式、鋪陳架構、各門各派的經濟學說。梁得了這套新工具之後，在經濟論述上可以說是如虎添翼。
通過日文財經著作這個寬廣的窗口，梁接觸到歐美日的相關著作，更重要的是他吸收了各種經濟思潮的養分，也受到不同主義路線見解的衝擊。這些事情一方麵豐富了他個人的財經知識，另一方麵也有效地幫助了他的思考：日後的新中國若要采取新的經濟體製，或要采取新的貨幣和財政製度，哪一條路線較適當？為何它較適用於中國的情況，以及為何其他主義較不合適？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他和孫文派的《民報》，就社會主義經濟路線與土地國有論這兩項議題，所作出的精彩激烈辯駁。如果他沒有機會赴日，也沒有廣泛地接觸這些著作，恐怕就沒這些論述了。
下個問題是：梁是有係統地閱讀研究，或是碰到了問題要解決，才找相關的著作現買現賣？我沒有明確的證據來論說此點，但從他的《年譜長編》可以看到，他赴日之後接著又去遊曆新大陸，還積極地從事政治活動，更寫了大量不同領域的著述。在這種情況下，他大概很難係統性地研讀財經學術著作，我們可以推測他的經濟學知識，是屬於“邊做邊學”的性質。他在日本期間真正稍有空閑的是1909年，“是年先生以意態蕭索，生活困窘，專以讀書著述為業”（《年譜長編》，頁296）。同年8月他給徐佛蘇的信上也說：“徒入春以來，刻意養晦，屏絕百務，惟讀書著書以自娛樂，東籍之外，乃至兼及德文，遂至無一刻暇，而為饑所驅，不得不賣文以求自活，耗精力於其中。”（《年譜長編》，頁302）也就是說，梁的財經知識和著述，大抵是在“應戰”狀態中學習和寫作的。他不刻意師承某派或某人之說，有用即取，無用則舍。
他所引用過的財經著作中，大約可分成日本人著作與歐美著作兩大類。梁在引述這些著作時，並不提供完整的書目，多是在文章開頭或段末尾，點出著者或譯者的姓名，以及該著作的中文譯名（而非原名）。這樣的引述方式，有時會造成現代讀者的困擾，尤其是日譯的德文書籍甚多，梁又把片假名和平假名音譯為中文，更讓人難以追查原著。在日本人的著作方麵，他曾引用過小林邊次郎《財政原理》（18：5）、田中穗積《高等租稅原論》（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3；18：22）、河上肇的幾本名著（18：22）、田尻稻次郎的《公債論》（專集25：34）和《財政與金融》（同文館，1901；16：78）、添田壽一《財政通論》（專集25：37）。這些都是零散的例子，可能還有在此未列舉到的。梁主要是在借用這些著作的名詞、概念、學理、架構、推論。但也有不少地方，明顯地是從日文資料譯述過來，但卻未說明出處。大概他認為這些是介紹性的文字，所以不必詳細征引，暫舉一例：他遊曆美洲之後寫了一篇長文《廿世紀之巨靈托辣斯》（14：33-61）。此事牽涉的問題層麵廣泛，梁不諳英文，中文的相關數據闕如，他能寫得這麼完整，詳述此製度的來龍去脈，析辯其利弊得失，很可能是借日文著作之助。但縱觀全文，他隻提了一句與資料來源相關的話：“今據日本農商務省四年前之報告書，譯錄如下。”（14：43）此項報告當不足以提供這麼豐富的內容，梁必另有所本而未明言，或許有美國友人或華僑曾代譯一些資料供他引用。同樣地，他對公債問題的原理與政策建議，幾乎全是根據日本的著作與實例來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