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譯西洋名著方麵，他最常引用也最為大眾所知的，是埃利的Outlines of Economics（1904），其次是德國財政學大家華克拿，他屢屢引述（18：9、10、20、22、34、36）。此外還有氣賀勘重譯菲立坡維治（Eugen Philippovic，1858-1917，奧地利經濟學者）的《經濟政策》（Volkswirtschaftspolitik，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6；18：41），也引述過鬆崎博士介紹德國曆史學派須摩拉（Gustav von Schmoller，1838-1917，德國經濟學者）等人的學說（18：51）。以上這幾位大名家是較顯著的，梁還引用過一些歐美財經學者的人名和書名，現在已難考察個別的原名。最後一例《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1902，12：1-61），大抵是根據日譯西洋經濟思想史著作改寫的[詳見例言（12：1）]。
馬克思主義方麵的著作在日本非常豐富，有馬恩全集，有日本學者的注釋，也有歐美學者著作的日譯，但這方麵幾乎未見到梁引用過。這應該不是他有所不知，而是有所不取。從他和《民報》對社會主義經濟路線的爭辯，可以看出基本上他反對社會主義以及集體計劃性的經濟體製；馬派學說在路線上和他格格不入，雖知而不納。我們可以從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頁71-72），知道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觀感：“彼中所謂資本階級者，以不能絜矩，故恒以己所不欲者施諸勞工，其罪誠無可恕。然左袒勞工之人如馬克斯主義者流，則亦日日以己所不欲還施諸彼而已。詩曰：‘人之無良，相怨一方。’以此為教，而謂可以改革社會使之向上，吾未之聞。……是故所謂‘國民意識’、‘階級意識’者，在吾腦中殊不明了，或竟可謂始終未嚐存在。……”再引述一段他在《歐遊心影錄節錄》（頁33-34）的論點：“又如馬克斯一派倡的生產機關國有論，在歐美豈非救時良藥，若要搬到中國，就要先問什麼是生產機關，我們國內有了不曾？就算有了罷，說要歸到國家，我頭一個就反對。……至於太過精辟新奇的學說，隻好拿來做學問上解放思想的數據，講到實行，且慢一步罷。”總而言之，若梁未在日本居留這麼長的時間（1898-1912），他的經濟論述或許還會停留在赴日前的層次（評議時政式的策論），而不能用西洋經濟學說和歐美日的史實，來對照不同觀點並提供實例，寫出這麼豐富的論點，提供中文讀者較寬廣的視野。這一點可以從他的《論學日本文之益》（1899，4：80-82）和《讀日本書目誌書後》（1897，2：51-55）來印證。以上的例證是從梁的著述中，找出他引用過的經濟學與財政學文獻，森時彥（1995）從較宏觀與思潮影響的角度，分析梁曾經接觸過哪些西歐的經濟學說，他提供了許多細節資料，也很可以參考。
有人認為，我應設法找出梁當年在日本參照過、閱讀過、據以為文的財經著譯作，才能充分掌握梁的論說根基，這樣才算是較徹底的研究。我沒有充分做好這一點，希望精通日本經濟思想史的學者能彌補這個空當。然而我也有點疑惑，這麼做會得出哪些係統性的大見解，是本書所未掌握到或指涉的？理由是：（1）梁很少提及他所根據的文獻，所以必定難作係統性的追查。（2）他有時隻舉出人名，而這些重要人物的著作相當豐富，難以追查出梁的哪些論點或哪些段落是出自何人、何書、何篇段。（3）就算梁偶爾也具體指出書名，但他的文體是以己意為主，通常是受到他人的啟發，就自己妙筆生花了。我希望日後會見到具體的研究成果，能有效地反駁上述這幾點自我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