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4案語
梁的文體以譯介為主，中間偶爾夾注夾論，例如在“希臘之生計學說”內，他評論塞諾芬（Xenophon）的經濟見解，說他持論比柏拉圖平實，“其識加柏式一等焉，至其論貨幣、論物價，誤謬頗多”（12：9）。我想這應該是梁引述他人的見解，因為以梁在這方麵的知識，當不足以下此斷語。
有兩個地方他還替學說倡議者辯護， 第一個例子是論亞裏士多德的反商論：“亞氏又不喜商業，以為化居鬻財者，皆損他而自利者，故宜節製之，勿使過度發達。……皆亞氏之缺點也。雖然，彼皆應於時勢，補偏救弊之言，論世知人，固未可厚非也。”（12：10） 第二個例子是重商主義在《原富》內大受批評，梁的評論是：“自斯密以後，此主義大受掊擊，幾至身無完膚。雖然，其論有過酷者。當時各國因行此主義，而群治賴以發達者不少焉，其功又烏可誣也，今請為之訟直。”（12：18）他依科薩之見，列舉重商製度所含的六項“謬想”。（12：19）
全文以“案”（評論和批注）起頭的共有五處（頁21-22、33-35、40），最後的兩項隻是一行的腳注性質：“案：斯密治衰息重之論，嚴氏嚐駁正之，見所譯《原富》部甲下案語，今不具引。”（12：35）“案：精琪氏草擬中國新貨幣案，以限製所鑄貨幣總額為第一議者，原本此學理也。”（12：40）精琪是指1904年來華倡議虛金本位（gold-exchange standard）的康乃爾大學教授Jeremiah Jenks（詳見本書第2.1節）。
另三項案語其實隻有兩個主題。首先是辯護重商主義能在15-17世紀歐洲風行，自有其背景與效果，到了斯密時（18世紀中葉），重商主義之弊已顯過其利，但梁提醒讀者說：“讀斯密書者，亦審其時、衡其勢而深知其意可耳。”（頁34）他的另一個要點是：“故斯密之言，治當時歐洲之良藥，而非治今日中國之良藥也。”（12：34）
接著他又說：“案：重商主義在十六世紀以後之歐洲，誠不免阻生計界之進步，若移植於今日之中國，則誠救時之不二法門也。”（12：21）他有一大段申論這個觀點（12：21-22），乍看之下相當有力，但我們可以退一步想：歐洲各國行重商政策“而群治賴以發達者”時，有強大的國力和軍力為後盾，也有立法上的配合（例如英國的穀物法與航海法），但清末中國哪有這些條件能在世界市場上和列強爭食？從這個角度來看梁對重商主義的理解，才能看出他所主張的重商主義，其實隻是表層的：“中國人口最庶、工價最廉，加以原料之充足，……中國商人頗富於進取冒險之力，……故今日如實行所謂重商主義者於中國，其勞費必逾少，而結果必逾良，有斷然也。”（12：21-22）他隻看到中國在生產麵的比較利益（而且隻是在成本麵，而非技術麵），全然忽略了國際市場競爭的背後要件：強大的遠洋武力、國內行政體係的配合。
第二個案語的主題，用現代的觀念來說，就是先進諸國對落後中國的剝削：中國人口多工資低，但因生產及各方麵的不效率，廠商的利潤也低；而西人因物價高、工資高而“患庸（工資）過厚而病贏（利潤低）”，所以西人在華的投資“非欲以劑吾庸（提高中國勞工收入），實欲以吸吾贏耳。今者外財驟來，求傭者之數驟增，……然我所得者僅此小部分之庸，而大部分之贏已盡歸他族之手。……言念前途，毛骨俱悚”（12：33）。這是有目共睹的現象，可爭議之處不多，旨在提醒國人注意。一個世紀之後重看中國的經濟，不也還是沒跳出這個格局麼？
11.2.5摘述《原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