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管子》為例，其中就有很清晰的“輕重術”，非常具體地說明國家要如何積極調控經濟以求國富與民裕；相對地，從梁的七個公例看來，《墨子》的經濟主張大都是消極性的、製約性的、規範性的，毫無積極的經濟路線可循。梁寫《管子傳》時對管仲的評價極高，說他是“我國足以自豪於世界者”，“嗚呼！如管子者，可以光國史矣！”（參見此書首章與全書的末段）。他在1909年寫《管子傳》的目的，是希望“愛國之士，或有取焉”（頁3）；在1904年寫《子墨子學說》時，首段就說“今欲救之（中國），厥惟墨學”。讓人困惑的是：如果某位財經人士對梁景仰有加，他到底應該聽從梁在《管子傳》內所主張的“經濟主權在君說”呢？還是應該跟隨《墨子》內的禁欲製約說呢？其實管墨兩家在立場與手法上大異其趣，有不少地方甚至是不兼容的，例如《管子》內有《侈靡》篇，但《墨子》卻很強調《節用》篇，梁要讀者如何協調呢？
再說，梁把墨子說成“小基督”、“大馬克思”，把墨子的經濟公平分配原則，比附到“俄國勞農政府治下的經濟組織”，這類的過度詮釋真是有點“不倫不類”。此外，他在《墨子學案》第二自序末兩行說：“墨子之經濟理想，與今世最新之主義多吻合。我國民疇昔疑其不可行者，今他人行之而底厥績焉。”梁未明說“今世最新之主義”，是指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或是何國的哪種製度，但這類的比附總是讓人覺得不妥當。
今日重讀梁的這些見解與說法，我不知道要如何同意黃克武的結論，說：“梁啟超論墨之作表現出他個人的學術風格，以及思想的一貫性，在二十世紀人類曆史上，他絕對算得上一個既博學又敏銳的思想家。”（1996：90）廖名春研究梁啟超的古書辨偽法之後，“認為梁關於古書辨偽方法的論述，從觀點到論據都存在著嚴重的錯誤，簡單地利用梁氏的方法去判定古書的真偽及其年代，往往造成冤假錯案”（1998：353）。這項觀察或許也可用來和黃克武的結論相對照。
最後再舉一例，說明梁並非“絕對算得上一個既博學又敏銳的思想家”，這是黃伯易《憶東南大學講學時期的梁啟超》的見證。“人所共知，梁啟超在南京東南大學做過教授（1922年下半年至1923年初），隻少數人知道他同時在南京支那內學院當過學生。在暑期學校剛近結束時，我發覺梁先生不似初到南京時那樣精神愉快，似乎隨時處在沉思狀態，桌上堆滿了佛學書籍。某星期日，我從城南買了宣紙，走進支那內學院，擬請歐陽竟無給我新辦的《冬青雜誌》寫封麵。我懷著十分驚異的心情輕步走到書房的窗下，聽見歐陽先生莊嚴地對梁談話：‘我絕非輕視你梁啟超，而是你的文章對青年傳染力強——把佛學導入宗教的鬼神迷信。試想想，我們一代應擔負何等罪過？’說到此，不禁老淚潸然；梁啟超聽罷埋頭無語。據王恩洋（華宗、北大學生）說，由於梁啟超在上海《時事新報·學燈》發表了《唯識淺釋》的文章，這時內學院開講《唯識抉擇談》將要結束，為此，歐陽先生又重新開始講第二遍，完全是為了不同意梁啟超的說法。”類似的記載，在夏曉虹編的《追憶梁啟超》中還有不少。
11.2西洋經濟思想史評介
11.2.1背景
《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這篇長文原刊在《新民叢報》第7、9、13、17、19、23號（1902年5-12月），以及1904年8月的51號上，後輯入文集12：1-61。內分：例言七則（頁1-2），發端（頁2-5）， 第1章本論之界說及其敘目（頁5-7）， 第2章上古生計學（頁7-11）， 第3章中古生計學（頁11-13）， 第4章16世紀生計學（頁13-16）， 第5章重商主義（頁16-22）， 第6章17世紀生計學（頁22-24）， 第7章18世紀上半期生計學（此章隻有一行：“本章純屬過渡時代，無甚新創之學說，而家數頗繁賾，盡為揭出反使讀者生厭倦心，故暫闕之”）， 第8章重農主義（頁24-28）， 第9章斯密亞丹學說（頁28-43），附論：進出正負差（即貿易順逆差）之原理及其關於中國國計之影響（頁4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