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1月，康有為第5次上書，光緒大集群才麵謀變政，聽任疆臣各自變法。5月，禦史潘慶瀾彈劾康有為“聚眾不道”。5月29日，康有為第6次上書提出：大集群臣明定國是；設立上書所，廣開言路；開製度局，以重章程。其內容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要求實行民主和法製。6月11日，光緒下“明定國是”詔書，宣布變法。9月21日，慈禧發動戊戌政變，囚禁皇帝，重新垂簾聽政，並通緝改革派。康梁出走，六君子被殺，這就是驚心動魄的“百日維新”。從1888年康有為上書倡導變法，到1898年慈禧發動政變，大約是10年光景。這就是19世紀末的10年改革開放的曆史和命運。
從那個時期開始，中國就沒有停止過戰亂；同時，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沒有停止過理想主義的追求和抗爭。但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中國社會日益動蕩不安，那種康乾盛世的繁華已經成為永遠的夢幻。由於中國人和中國知識者的韌性爭取，中國同樣無可逃脫地開始又一個圓的描畫，開始又一個百年中國的夢想與追求。
二、中國悲劇文化的特殊時空
20世紀以一個大苦難為標誌降臨於中國大地。這個世紀的開始，帶給中國人以異常不祥的兆頭，預示了又一個長時期的不幸。1900年8月14日，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挾光緒皇帝出逃西安。1901年1月，慈禧接過改革的口號，在西安發布“變法上諭”，聲稱此後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她為了討好外國列強，一再聲稱改革的方針不變，並殺參加反洋教的王公大臣以換取各國資本的信任。一時域中形勢極為複雜，更有諸多假象足以迷惑國人。
但是19世紀最後數年的沉淪，未曾把最後的希望星火撲滅。那些顛沛流離的逃亡和立誌於改變中國命運的思想者仍在黑暗之中，以拳拳之心祈禱光明。在沉鬱悲苦之中不時也有使人激奮的聲音，使人感受到岩漿依然悄悄運行於地心。20世紀開始了它的紀元，在黑雲沉沉的天空中閃過一道雷電。梁啟超在《清議報》第52期發表《過渡時代論》。該文確認當時萬馬齊喑的中國社會依然沒有失去獲得轉機的時代機緣，他認為中國的潛在生機並沒有因為暫時的黑暗而消失。相反，他以非常確定的語氣認為中國不僅正處在而且應該利用這個曆史轉型的機會：
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中國自數千年以來，皆停頓之時代也，而今則過渡之時代也。……過渡時代者，希望之湧泉，人間世所最難遇而又可貴者也。有進步則有過渡，無過渡亦無進步。中國自數千年來，常立於一定不易之域，寸步不進，跬步不移，未曾知過渡之為何狀也。雖然為五大洋驚濤駭浪之所衝擊，為19世紀狂飆飛沙之所驅突，於是穹古以來，祖宗遺傳、深頑厚錮之根據地，遂漸漸摧落失陷，而全國民族，亦遂不得不經營慘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過渡之道。
這是這位哲人在20世紀第一年說的話。在20世紀剛結束不久重溫這段話，對於中國人來說具有強烈的警策意味。一百年又過去了，這一百年的大多數時間，中國這艘漂蕩於重洋巨濤之中的扁舟總是在“兩頭不到岸”的滾滾波濤之中打漩。我們用一個世紀的奮鬥，換來的總是舟已離港而不知彼岸的事實。這是中國人的百年苦悶的象征。這情景，隻是到20世紀後期中國實行開放政策之後，方始有了大的轉機。
梁啟超的一番話，能夠給陷於深層苦悶的中國人以信心。惡劣的際遇不會改變和泯滅中國知識者的良知以及他們對於社會民族命運的思考。即使是經曆了1898年那樣驚心動魄的突變，大搜捕和大迫害也不能撲殺那些默默生長的信念的火花。但這一番話也讓人感到了一種中國人的悲涼。中國的曆史何其漫長，中國的速度何其緩慢。在中國，任何一個事件的改變都必須以超乎尋常的堅韌和耐心來換取。在中國，有更多的時候不給致力於推進者以看到自己目標的機會，它會把無數的驗證交給後人，包括再期待和再爭取。
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學，它的一切前進和後退，痛苦和歡樂，成功和失敗，都維係於我們前麵論述的那一個大背景中。世紀末的憂患已經成為文學變革的潛因，盡管發生鴉片戰爭、戊戌政變、辛亥革命這些近代史上燃起希望而瞬即失望的事實，但是無數失望卻鬱積著一次又一次更大的爭取。
從根本的導因來考察，中國新文學革命的醞釀是有感於舊文學的未能適應新時代和新生活。文學作為傳達情感、思想和願望的機能受到運載工具的局限，而未能在現代交流中發揮作用，但它的興起卻是由中國的社會因素而觸發。“五四”新文學革命是“五四”愛國救亡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一個伴隨物，或者說，作為反帝反封建的社會運動誘導和支持了作為倡導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的文學運動。鄭振鐸對這次新文化革命與它的背景作了緊密聯係的闡釋。他在《中國新文學大係·文學論爭集·導言》中說：“五四運動是跟著外交的失敗而來的學生的愛國運動，而其實也便是這幾年來革新運動所蘊積的火山的一個總爆發”，“說是政治運動，愛國運動，其實也便是文化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