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中國的憂患與夢想
中國文學在近代發生的革命，與文學所處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可以說，近代以來興起的文學運動，均為社會原因所激發。其基本觸媒與一個帝國由興盛轉向衰亡有關。中國人因這一事實而普遍感到了社會和生存危機，這些，均可溯源於痛苦的中國社會曆史現實。從19世紀中葉開始，中國文學便有了投身救亡而且變革自身的要求。這個過程的基本表征是痛苦而緩慢的，它的計算單位大體以百年為期，這與這個社會的古老以及它的悠遠時空相對應。
在這個社會構架之中，任何一個微小的變動，都是以數十年乃至百餘年為期方能稍稍見到一些端倪。社會事實為文學的改革提供了有力和有效的佐證，這使我們考察文學的時候能有一個從容的和不那麼大驚小怪的心態。在中國，一條辮子的興廢，要以若幹年的光陰和難以數計的生命為代價；一種愚昧儀禮的興革同樣是以漫長時日和難以數計的“認真的廢話”來換取的。
距今大約200年前，是乾隆盛世的時候。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派遣以馬戛爾尼為首的使團訪華，8月出發，10月到達廣東。那時的清朝仍以“天朝”自居，認為對方是“進貢”而來。乾隆皇帝閱讀英商稟文及兩廣總督鄭世勳的報告後，以英方“情詞極為恭順懇摯”而準予覲見。英使抵京後，陸續有各項稟報，皇帝仔細閱讀並推敲這些奏章，特別是有關禮儀方麵的細節，前後都極仔細地考問。在雪片般的奏章與上諭之間有一份是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初八皇帝給直隸總督梁肯堂的上諭，對使團進貢禮品的細節等都提出極認真的盤問：
前據梁肯堂奏，與該使臣初次相見，敬宣恩旨時，該使臣免冠竦立，此次折內何以又稱免冠叩首？向聞西洋人用布紮腿，跪拜不便，是其國俗不知叩首之禮，或隻係免冠鞠躬點首，而該督等折內聲敘未能明晰，遂指為叩首，亦未可定。著傳諭徵瑞：如該使臣於延宴時實在叩首則已，如仍止免冠點首，則當於無意閑談時婉詞告知，以各處藩封到天朝進貢覲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禮，即國王親自來朝者，亦同此禮。今爾國王遣爾等前來祝嘏，自應遵天朝法度，雖爾國俗俱用布紮縛，不便跪拜，但爾叩見時何妨暫時鬆解，候行禮後再行紮縛，亦屬甚便。若爾等拘泥國俗，不行此禮，轉失爾國王遣爾航海遠來祝厘納贐之誠，且貽各藩部使臣譏笑，恐在朝引禮大臣亦不容也。此係我親近為汝之言。如此委曲開導，該使臣到行在後，自必敬謹遵奉天朝禮節，方為妥善。（引自《諭直隸總督梁肯堂尊英使禮品可在圓明園擺放》，見故宮博物院掌故部編：《掌故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
這是一段相當瑣屑的文字，從中可以看出處於開放世界格局的封建王朝的尷尬。封閉的中央帝國在被迫的世界交往之中，已經失去了那份恢弘和大度。該文件中流露出來的小心翼翼和市井小民般的瑣碎，已經顯示出無可奈何的末世悲涼。但他們還是用虛榮和謊言來給自己打氣，借此維持心理上的平衡。在那份上諭發出四天之後，即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十二日，有一份給長蘆鹽政徵瑞的上諭，其中引徵瑞奏折中的話說，該使臣“深以不嫻天朝禮節為愧，連日學習漸能跪叩……其敬奉天朝係出於至誠，斷不敢稍衍禮節，致蹈不恭之咎”（引自《諭長蘆鹽政徵瑞英使節應到承德時日》，見《掌故叢編》。）。
那時正是清朝極盛時期，還能維持那種局麵，維持一種虛假的尊嚴，盡管這一切在進入工業社會的現代世界，已經顯示出它的愚昧、委瑣和可笑。從那以後，清朝局勢逐漸衰弱，其中經曆重大的喪權辱國的失敗戰爭。但這樣一種外國使節也需一並行三跪九叩之禮的陋習，一直被拖拖拉拉地延續下來，直至1891年1月。史載：“光緒皇帝見各使臣於紫光閣，各國使臣向皇帝呈遞國書，鞠躬施禮。於是各國使臣覲見之例遂定。”1891年距離乾隆年間那一段逸事的1793年，大約接近百年。一個小小的禮節的變更要付出那麼多的筆墨心機，絞盡那麼多的腦汁，經曆那麼多的心靈的痛苦，這就是中國、中國的社會和中國的文化。中國文學變革的節奏和效率，大體也是如此。
以上是中國封建文化頑強地維係及掙紮的事實。這一文化自認為是世界的中心，而且要求成為各國一起遵照的文化統一體，但是中國國勢的衰微使這樣的文化固守難以維持。列強的炮艦所代表的經濟實力必然使經濟落後的帝國維護垂亡的文化的努力化為泡影。清末光緒的禮儀改革是被迫的和無可選擇的。
19世紀末葉，一係列的喪權辱國的苦痛喚醒了中國知識界的良知。1888年康有為上書“極言時危”，請求變法維新：“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未達”。翌年，光緒皇帝“親政”。1891年，康有為刊《大同書》，宣布大同思想，撰《新學偽經考》。1895年劉公島失陷，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丁汝昌自殺。國勢瀕危使誌士仁人為之心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