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巴黎和會，中國作為戰勝國卻在會上受到屈辱。外交的失敗激起了國人的義憤。5月4日，以北京大學為首的大學生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走上街頭。當日有32人被捕。5月6日，北京政府國務總理錢能訓召開緊急會議，會上有人力主解散北京大學，教育總長傅增湘強烈反對，隨即憤而辭職。
對腐敗政權的失望引發了對中國社會積重的全麵思考，“五四”學生愛國運動成為一個契機，並由此興起了全麵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科學、民主等新思想的引進與闡發，以及先進的文學界對於革除舊文學弊端而興起的新文學革命的主張，都是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中國命運思考的現實性延伸。
中國在19世紀末所經曆的苦難凝結的噩夢，在天安門前化為了現實的呐喊。呐喊過後所經曆的鎮壓與迫害，變作沉鬱的思想岩漿在地心運行。它期待著借助一切可能的噴火口，爆噴出地麵成為一種改造中國社會的實際行動。
三、近代思想文化革命的宏闊背景
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新文學革命都是天安門呐喊所喚醒的實際行動。它們不是偶然被觸發而產生。對於中國久遠的封建主義傳統的警覺與批判，許多先行者都意識到中國必須終結它的古老帝國的曆史，從而進入現代世界。為此，必須以科學反對愚昧，以民主替代專製。其基本誘因是世紀之交的衰微淪喪的刺激及反應。
從19世紀來到20世紀，中國人心情悲涼，步履維艱，為了尋求療救社會和心理的藥方而不憚前行，可以稱之為求醫心境。這種心境是進入20世紀之後一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運動的總因。它是係列爆破的總的引信。它葉脈般伸往中國社會以及個人的一切角落，輸送著支配整個世紀中國一切行動的心理情緒因素，成為智慧、才能與熱情的基本能源。
我們可以從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革命的先驅者那裏感受到這種生發於民族社會憂患而以新進觀點為前導的緊迫感。1915年《新青年》（原稱《青年雜誌》）創刊，有“敬告青年”的“謹陳六義”：
1、自立的而非奴隸的；
2、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3、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4、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5、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6、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這六條所體現的科學、民主、進步和開放的意識，即使在今日讀來亦不失原先那種先進性的輝煌的震撼。1919年《新青年》發表宣言，更加鮮明地高舉不與傳統觀念妥協的反抗精神：“我們想求社會進化，不得不打破天經地義、自古如斯的成見，決計一麵拋棄此等舊觀念，一麵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創造的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在與過去保守陳舊觀念決絕的同時，高揚的是自立自主的創造精神，這就是“五四”當年的民主思想在學術領域的顯示。
蔡元培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他在《中國新文學大係》的總序中傳達了中國知識者基於憂患而產生的焦躁迫切的心境。他認為歐洲從複興到人才輩出用了大約三百年的時間，而中國的情況有其不容忽視的迫切性：“至少應該以十年的工作抵歐洲各國的百年”，因為“吾國曆史、現代環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軼絕塵的猛進”。這番話寫在五四運動後十數年，他認為新文學成績當然不敢自詡為成熟，“其影響於科學精神，民主思想及表現個性的藝術均尚在行進中”，他希望在第二個或第三個十年到來的時候，“中國的拉斐爾與中國的莎士比亞等應運而生”。
這是充滿浪漫精神的理想，從這種熱切的期望中，我們可以看到蔡元培這一代知識者與康有為、梁啟超那一代知識者心態的共同性。他們總是一次又一次地為想象中的過渡時代祈禱，而又眼巴巴地看著船隻在急浪中打漩。中國總是在“兩頭不到岸”的境界中等待著和失望著。
可以把新文學運動看成是又一次的爭取和等待。這是百年中國夢想的又一個組成部分。盡管文學在國人和當局者心目中是微小的，但文學家卻把它視為匡時濟世的偉大事業。幾代知識者為此投入了畢生的精力，而且以非常投入的精神在此後數十年中參與並與中國文學共同經曆了舉世震驚的文藝劫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