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不能忽視的是，朱元璋之後，他的子孫雖仍處於強勢地位，實施強人政治，卻常常大權旁落，太監把持政柄的機會多於以往。有明一代“權閹禍國”現象極其嚴重，超過中唐和晚唐。
實際上，強人政治有條件限製，簡單複製很難發揮效力。當社會不再需要這種決策形式時，卻仍走老路，哪有不敗之理？
掩飾低微
朱元璋搞沒搞文字獄，究竟搞到何種程度，說法不一。這沒什麼不正常。不要說朱元璋，今天的人和事剛剛過去幾十年，解釋已經五花八門了，讓人眼花繚亂。
曆史就如掩映在婆娑樹影下的古建築，總是讓人看不清楚，總是隱藏一些秘密。按理，曆史本是以往的人和事，不管日子是平淡安逸還是含辛茹苦，太陽底下並無新事，沒有什麼秘密可言。但是，“實際發生”的一些事，常常被人有意無意地誤記、漏記或粉飾、矮化，再經過歲月塵埃的掩埋，後人就看不清本應清楚的“曆史”了。
譬如李世民，一直被史家佩服得五體投地，讚揚他是少有的好皇帝。不論磚頭厚的著作，還是圖大字少的連環畫，都不厭其詳說他的好處，但其卑汙處卻不願涉及。兄弟鬩牆的玄武門之變，他將李建成五個兒子和李元吉五個兒子全部殺死，另外他鬥勝以後，便把嫂子和弟妹納為己妃。這樣的事，很難說是聖明之人所為，史家倒是樂意替他排解，以李皇帝擁有少數民族血統來闡述。不過，這類“血統論”完全解答不了李世民何以殺掉他的侄子們，以及用什麼手法殺死的。是用刀砍死，還是用箭射死，抑或像秦王嬴政殺死弟弟那樣“囊撲”？
自然，用個人品德來解釋政治上的事情是不科學的。專製皇權意味著一切，親情、友情等等在這份大產業麵前，都變得無足輕重。假如李世民隻是一介草民，未必對侄子們下毒手。權力使人們泯滅個性，更使人性中的良善迷失、消退。皇權當前，李世民奪取的手段不是最狠毒的，比他麵目猙獰的人有得是。
說這些閑話，隻是想表達一個意思，曆史是勝利者撰寫的，那上麵不僅有歲月極厚的塵埃，也有勝利者故意做出的姿態。文字有明確的記述，未必就是真；文字語焉不詳或是斷然不記，未必就是絕沒有發生過這種事。
朱元璋大搞文字獄一事，《明史》中沒有記載，相反倒是處處為他說好話。《明史》是清朝人寫的，他們也許覺得清朝文字獄比朱元璋時代厲害，朱皇帝隻能算小巫，懶得記；也許覺得朱皇帝文字獄的水平低，政治內容含量極小，不屑於記。總之《明史》沒怎麼說朱元璋的壞話。
尤其不可忽視的，大明律中並沒有“文字獄”這一條罪狀，喜歡“以文字為證”的人隻能尋求後人的記載，或是一些筆記。紙頁上所有或是所無，實際中卻所無或是所有的事物，最難得出子醜寅卯來。以理論為標準，則不能反映實際；用實際作準繩，則與理論齟齬。有名無實或有實無名，很不容易得出一個人人首肯的結論。雲是言非，多出於此。不過，以皇權的專製性而論，朱皇帝搞所謂的文字獄是有條件的；同時，以咱們國家皇帝的傳統論，朱皇帝搞文字獄不過是沿著慣性走，不算特別。曆史上，不搞文字獄的皇帝有幾個？還有一點，別看朱元璋出身布衣，實際對出身在乎得了不得，想方設法神化自己，把出身、履曆說得神乎其神。草根出身的皇帝最怕別人瞧不起，事實上，貴胄們當上皇帝也確實有優越感。李世民就對他之前一些皇帝出身之低有點微詞。生於斯，長於斯，又十分聰明的朱元璋會不懂這種社會心理？
自己坐了江山，出身又低，又不許人提及往昔舊事，一個方法就是讓人緘口。因此說，朱元璋殺的人基本有兩大類，一是貪官汙吏，一是亂用字句、亂講話的人。殺貪官，雖然狠、多，老百姓不怎麼反感，史家也給予不少諒解，隻把朱皇帝歸入暴君之列，而沒人說他是昏君。殺亂講話的人，就有搞文字獄之實了。
但諸君可以查查曆史，朱皇帝的文字獄比起清王朝的幾位皇帝來，差得遠了。康熙及其子孫的文字獄，多有關涉不服滿清統治的政治案子，在朱元璋則極少，多是提及“禿”、“賊”等字的，也就是他自己以為對他這個皇帝不尊重的案子。比如河南尉氏縣學教諭許元在撰寫的祝壽表文中使用了“體幹法坤，藻飾太平”句，這是古文中的話，許先生無非是想賣弄一下，可沒有料到，朱元璋以“法坤”與“發髻”（剃光頭發），“藻飾”與“早失”同音為據，認定許某是在暗諷自己曾經的和尚經曆並詛咒明朝“早失太平”，最後將許先生殺掉了。
黃溥《閑中今古錄摘抄》說，起初朱元璋挺重視文人，也不挑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