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因為詩文導致的文字獄也有，但畢竟沒有傷及更多的人，與後世比較起來也不慘烈。這在皇權至上的專製社會幾乎可以唱讚美詩了。
《宋史》評價宋仁宗說：“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嚐無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嚐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誠哉！
仁宗不是有意識的變革者，但他有自己評人論事的思路和標準，對人有不同於以往的認識。可惜後代“矯其所為”。
丞相製，說沒就沒了明初，中國是有丞相的。丞相，又稱宰相、相國，秦統一中國以後，設置了丞相一職。《漢書·百官公卿表》說，丞相是天子的輔佐，助理萬機。在下猜想，當初秦始皇也不是想設立一個製約自己的職位，而是對皇帝的絕對權力太有把握了。
然而事實一經出現，往往就有理論不曾想之處。丞相一方麵是皇帝的最高助手，對皇權俯首低眉，一方麵則對皇帝的權力有所限製和約束。秦漢以後各代的政治框架，大體是按“皇帝—丞相（宰相）製”的模式構建的，直到朱元璋取消了丞相製，這種模式才退出了曆史舞台。
稍微仔細點說，朱元璋建國初期也是設立丞相的。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在應天（今南京）即皇帝位後，國號大明，建元洪武，立馬氏為皇後，世子朱標為皇太子，以李善長、徐達為左、右丞相。後來，胡惟庸當上了丞相，在任上專權恣肆、收受賄賂。洪武十二年（1379年），有人指控胡惟庸謀反。第二年正月，朱元璋以謀危社稷的罪名殺了胡惟庸，受牽連而死者達三萬餘人。朱元璋認為丞相製度是妨礙君主“躬覽庶政”的障礙，毅然決然將通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製給廢掉了。洪武二十八年他下令：“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胡惟庸是否謀反，史家見解多有不同。清朝穀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認為確有其事，雲胡惟庸詭言家中井出醴泉，邀請朱元璋去觀賞。去的時候，有內使雲奇衝蹕道，“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雲奇右臂將折，垂斃，猶指賊臣第，弗為痛縮。”朱元璋頓然醒悟，登城望胡惟庸的宅邸，隻見藏兵複壁間，刀槊林立。於是逮捕了胡惟庸，考掠具狀，磔於市，受牽連的凡萬五千人。《明史·胡惟庸傳》則雲：胡惟庸被處死了，他謀反的罪行還沒有徹底搞清楚。吳晗對胡惟庸一案有詳細的評述，認為此案是一個冤案。
今日看來，“皇帝—丞相（宰相）製”良窳共現。優長之處是專製之下，皇權可能受到些許製約，最大的缺陷則是君權與相權缺少明確界定，極易造成政治的不穩定。朱元璋就是感到相權對皇權的威脅，才憑借胡惟庸之事廢掉丞相製的。而且隻是一句話，朱皇帝就把實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製給廢掉了。這種變革效率之高，在享受了一些民主空氣的人眼裏，是很難理解的。一般來說，聽證、考察、辯論，是決策者必須履行的步驟，可在朱元璋那裏，這一切都不需要，他隻須憑借自己的感覺做事即可。
曾讀到一類文字，雲：中國的封建專製製度對皇權還是有一些約束的，可惜沒有堅持下去，否則……雲雲。其實，從朱元璋輕而易舉廢掉丞相製可以看出來，專製皇權下的所謂監督是多麼脆弱！它是不是能起作用，就看你監督誰，監督無權無錢複無拳無勇的草民是剛強有力的，對權勢者尤其對皇權而言，你還沒有監督，就先被拿下了。監督雲雲，隻是理論上的，紙麵上的，與實際關係不大。
在專製的皇權下，廢棄或設立一種製度隻憑皇帝拍拍腦袋即可，是不需要研究考察的，更不需皇帝以外的人同意。在《皇明祖訓》中朱元璋告誡子孫，以後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專製製度之下，皇權具有絕對強勢，無人敢與之爭鋒。製度中增添什麼，減損什麼，都是皇帝一人說了算，其他人隻能諾諾連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