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理念是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馬上可以得天下，不能治天下，治天下則非文人不可。有人出於嫉妒，就挑撥說，也不能過於相信文人，太相信了會上當的。一般的文人好挖苦毀謗，拿話刺人，譬如張九四一輩子寵待儒生，把文人捧上天。做了王爺後，要起一個官名，有人取為“士誠”。朱元璋說：“不錯嗬，這名字不錯。”那人說：“不然，上大當了。《孟子》上有‘士，誠小人也’。把這句話連起來，割裂起來念，就讀成‘士誠，小人也’。罵他是小人，他哪裏懂得，給人叫了半輩子小人，到死還不明白，真是可憐。”朱元璋聽了這番話，從此加意讀表箋，果然滿紙都是和尚賊盜，句句都是對著他罵的。這段文字頗有趣，揭出了人們為利益互相傾軋的古老現象，但也捅破了中國人頗具“特色”的一個心理：什麼陰損的事都是臣子挑唆的，皇帝本來是好皇帝，可惜有的大臣進了讒言。朱元璋也不想搞文字獄，有人看準了他精神脆弱的一麵，成功地利用了他。真是如此嗎？
其實，朱元璋搞文字獄與別人的挑唆沒有關係，或者說沒有大關係，隻在皇權獨裁專製這一點。別看朱元璋自己左一個“布衣”，右一個“民間”，他人說就不行了，是對皇上的不尊。媒體說，前幾年的時候，有個法國平民拒絕與他們的總統握手，並且說了很難聽的話，忍不住發火的總統薩科奇與他對罵。臨了，也沒聽說總統把那個人“請”到監獄什麼的。我就想，那位總統受到的刺激，不會比朱元璋初聞“張士誠”之事時受到的刺激小，他怎麼沒把老百姓怎樣呢？又一想，古今不同，中外有異，豈可對舉？
蛻變
如何識貪辨腐，是個很簡單也很複雜的問題。《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卷中有康熙帝的一段話，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二月，皇帝會見大學士時說的。帝雲：“清官多刻，刻則下屬難堪，清而寬方為盡善。朱子雲‘居官人，清而不自以為清，乃為真清’。又如《易》雲‘不家食’。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諸其家，其何以濟？故朕於大臣官員，每多包容之處，不察於細故也。人當做秀才時，負笈徒步，及登仕版，從者數十人，乘馬肩輿而行，豈得一一問其所以來耶？”
康熙是個頭腦清楚的皇帝，關注官員的生活細節。比如從秀才晉升為官員以前，好多人“負笈徒步”，而一旦進入官場，便“從者數十人，乘馬肩輿而行”。人一旦有了一官半職，舉手投足便與以前不一樣了，和平民百姓更是不同。這不是自康熙始，自古而然。倘康熙帝隻關注這種不同，也就沒什麼可稱道的了。讓人覺得這位皇帝清醒處就在於，他除了知道前後的不同，而且知道這種變化需要花費銀錢，對資財“所以來”的問題給予了相當的關注，而且有貼近實際的認識。他的話，弦外之音就是：那些官的錢是哪裏來的？還不是公帑、民脂！可惜，為了籠絡官員，他沒有追查財富的來源。雖然他並不認為那些多出來的資財是來源不明，但他坐上皇椅不久，可以說立足未穩，從策略上講，不宜嚴厲追查這類事。
官員腐敗導致皇權失落的過程是相當緩慢的，是好幾代積累的結果。可一旦政治動蕩，軍事孱弱，政權大廈立馬就稀裏嘩啦傾覆了。因此在封建統治者那裏，維護統治是第一位的，反腐敗則始終要讓位給“立竿見影”的政治行為。尤其咱們中國的老百姓，封建時期，哪個朝代的官吏不是吃民肉喝民血？隻要官吏還給老百姓一條苟活的路，多大的冤屈都能忍受。《詩經》裏說的“碩鼠”，老百姓已經供養好多年了，後來實在不像話了，才敢發發牢騷。陳勝、吳廣揭竿而起，也是因為去戍守漁陽時遇雨誤期，按照秦朝法令誤期是要斬首的。所以陳勝說：“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然後才說：全國老百姓長期受秦王朝壓迫，痛苦不堪。假如沒有誤期當死的逼迫，陳勝再苦大仇深，秦王朝的官吏再魚肉百姓，義旗也不一定由陳勝樹起來。
康熙對貪官汙吏寬仁，其原因在於他的新政權需要一種維護，需要一種認可，哪怕官員的“示忠”充滿了虛假，他也認為相當重要。貪墨是邪惡之舉，可對初履至尊的康熙來說，抵禦遠方的邪惡，往往不如急功近利帶來的利益巨大。在深層次，康熙把肅貪清汙與穩定政權或多或少置於對立位置，在思想深處將懲治貪汙受賄的位置後移。在他統治的末期，出現“各省庫項虧空，動盈千萬”的後果，其實是前期這位皇帝“聖心寬大慈祥，未曾將侵蝕國帑、貪取民財之人置之重典”造成的。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他慨歎道：“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難。”康熙四十九年，戶部內倉虧空案暴露，涉及該部官員112人，侵蝕銀兩64萬兩。
實際上，貪腐等對政權的削弱能力是強勁的，但它如軟刀子殺人，致人斃命而不會淌出多少血。它對政權的撼動，不是暴風驟雨似的摧枯拉朽，而是汙水浸濡而致牆體坍塌。貪汙受賄，可以引發社會一係列病症，一個偶然的事件，就可能產生嚴重的後果。年輕時康熙就認為：“從來民生不遂，由於吏治不清”，主張“凡事俱可緩圖，惟吏治民生，最難刻緩”。可惜，貪墨對政權潛在的摧毀力，終於被追求表麵的穩定推在一旁。所以雍正即位後說：“朕今日不能如皇考（康熙帝）之寬容。”不管實際如何，表麵上對貪贓的治理更加重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