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慧眼獨具,投身川江航運事業(2 / 3)

盧作孚決心趕這個“熱市”。

1925年秋,盧作孚在成都創辦通俗教育館受挫後,回到家鄉合川。他一麵在親朋好友中大力宣傳興辦實業和航運的理想,一麵從重慶調查了所有的公司和所有的輪船,提出“航業應作新的試探和試驗”,“應以客運為主,實行定期航行”,避開以貨運為主和船舶擁擠的航線的主張,得到一些誌同道合的師友的讚同。

然而,盧作孚身無分文,又如何辦航運?

他赤手空拳上陣了。

對於自信的人來說,自信即是成功的一半。

正當合川縣城被盧作孚創辦實業一事鬧得沸沸揚揚時,盧作孚突然從縣城裏消失了。

1925年初冬的一個黃昏,盧作孚作為民生公司的創辦發起人之一,出現在嘉陵江三峽地區的崇山峻嶺中。

一樁頗似賭博的事業,在沒看清底牌之前,他是不會輕易投下賭注的。

他開始了對合川地區的廣泛調查。

合川地處嘉陵江、渠江、涪江的交彙處,曆來就是交通要道。川北商賈、農副產品均需通過這些河道,彙入合川,然後運往重慶,進入長江流域。因此,合川之繁榮,乃是川北任何一地都無法相比的。但是,偌大一個合川,一無電燈,二無自來水,三無工廠,四無礦山,更無企業,隻有一些零星的手工作坊屈指可數。如此風景秀麗、自然資源豐富的地方,令人吃驚地貧困和落後。

客觀來說,是因交通阻塞。但也有人為的諸多因素。

他在調查的基礎上,提出了建設合川、嘉陵江三峽地區的構想。這篇宏論名為《兩市村之建設》,他用石印刻印出來,分送各界人士。這本小冊子分兩個內容:一是《合川縣城南岸市村建設的意見》,提出“將合川涪江對岸的南當街作為建設和改革的地方,以發展經濟事業為基礎,徹底改變城市的舊麵貌”。另一個內容是《輔助渝合間三峽諸山經營采礦之意見》,介紹了嘉陵江三峽地區的豐富的煤礦和森林資源,提出開發煤礦、森林和進行交通、治安建設的計劃,以使這個地區成為一個發達的工業區和遊覽區。

之後,盧作孚和摯友黃雲龍來到重慶,對重慶所有的航運業進行了徹底的調查。

盧作孚驚訝地發現,外國航業早就開始了對川江的滲透。

早在19世紀90年代,《新訂煙台條約續增專條》約定,重慶、宜昌陸續開為商埠。重慶開埠之初,英美兩國最先侵入,有英商2家:太古洋行和立德洋行;美商1家,各自派員到渝設立洋行。以後,英、法、日、美、德、意等國依次在重慶設立領事署。

到1926年初,染指川江的外輪公司已多達14家!其中主要的有英商太古公司、怡和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美國的捷江公司。

其時,太古公司在川江擁有輪船6艘,共3388噸;怡和公司擁有輪船3艘,計2881噸;日清公司擁有輪船4艘,計3169噸;捷江公司擁有輪船4艘,計3169噸;捷江公司擁有輪船5艘,計2074噸。

此外,還有許多華商懸掛外籍旗,托庇外人。

外國航業侵入川江,刺激了我國民族航業的興起,從而形成一支抗爭的有生力量。

一些官紳為防止外輪染指川江,開始投資以獲其利。1908年,川江輪船公司最初成立。這是一家官商合辦的民營公司,經營初見成效。一些人紛紛效仿,川路、華川兩公司繼起。

川路公司1914年成立,1919年倒閉。華川公司1912年籌建,旋即分化為瑞慶、利川、慶安3個公司。但這3家公司隻在川江上曇花一現。

這些民族航業的早期探索者,以自身的失敗,為日後的民族航業的興起墊上了軀體。

當時,中國的輪船公司雖有幾十家,輪船也有幾十艘,但還不足以達到與外輪公司相抗衡的地步。主要原因一是中國輪船公司的噸位小,幾家甚至十幾家公司的總噸位還不及外商公司的一條船的噸位。加之中國輪船公司勢單力薄,一直處於受外輪排擠的困窘地位。因此,川江航運,幾乎被這4家外商輪船公司所壟斷。

盧作孚後來在《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民生實業公司》一書中寫道:

“當時正是長江上遊航業十分蕭條,任何公司都感到無法撐持的時候,而不是在航業有利的時候。”

盧作孚認為:長江上遊自從開始有航運以來,不過十幾年,然而它已經曆了極其複雜的發軔時期、繁榮時期、過剩時期,正在進入衰微時期。他說:

“在這幾十年中,由中國公司的創始,到外國公司的繼起;由著重一時利益盤旋起落的若幹中外公司的經營,到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憑揚子江中下遊的基礎,有計劃地伸入揚子江上遊,以成不可拔的勢力……有一段時期,揚子江上遊宜(昌)渝(重慶)一段,觸目可見英、美、日、法、意、瑞典、挪威、荷蘭等國國旗,倒不容易看見本國國旗。”

他將筆直接伸入到事物最本質的核心:

“在揚子江上遊初有航業的時期,航業是最時髦的事業。由於輪船不足,運貨商人爭先要求運貨的迫切,運費提高到最有利的程度,幾乎一隻輪船一年可以賺回一隻輪船……所以航業以極短的時間,發展到極盛,而且發展到過剩……大多陷於船本折完,欠債無法償還;以至於轉相賣船,其情勢非常紊亂,尤其是中國籍輪船公司非常危險。”

擺在他麵前的困難已經一覽無餘,“沒有任何理由要開始辦一個新的輪船公司——特別是一個中國公司,而卻有一切理由不辦它。”

那麼,後退嗎?

後退不是他的性格!

經過細致的調查,周密的思考過後,他果斷提出“航業應作新的試探和新的試驗”,“不應在原有輪船過剩的航線中,去與正在失敗的同業競爭,以加速其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