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山地多，修鐵路、公路耗資大，很難辦。長江是大自然賜予我們的財寶，無須集聚大批財力去修通，隻要有船有人，就可以辦航運，目前航運業雖然不景氣，但我已作過細致調查，隻要經營得好，管理得當，是大有賺頭的。”盧作孚經過一番考察，深思熟慮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並付諸行動。
1925年5月，盧作孚毅然辭去成都通俗教育館館長的職務，回到故鄉合川。
一樁新的事業開始萌芽了。
“總算回來了，回來了就好！”母親望著兒子清瘦的麵容，“瘦了，瘦多了。”
母親邊說邊抹著眼淚。
“娘，這幾位是我的朋友。”盧作孚指著幾位年輕人說：“他叫趙瑞清。”“他叫彭瑞成。”“他叫黃雲龍。”……
盧作孚的母親忙說：“快坐。叫淑儀煮飯，都餓了吧？”
“嬸子，我們哥幾個還有些事，想在你家商量一下，打擾了。”黃雲龍說。
“別見外，當是自家一樣。你們有事就忙去吧！”盧作孚的母親爽快地說。
盧作孚哥幾個應聲退出。
這時，鄰居們紛紛前來探望，問長問短。許多鄉親還前來請盧作孚吃飯，不答應就不走。為騰出時間，他隻好一一應允。
吃完晚飯，送走鄉鄰已是夜深了。盧作孚哥幾個湊在一盞昏暗的油燈下，輕聲交談著，直到天明，方才散去。大家約好半月後再聚。
時間過得飛快。盧作孚白天被挨家挨戶請去吃飯，晚上開始琢磨著自己的事業。
幾個誌同道合的朋友如約來臨。
在盧作孚家臨時騰出的一間小屋子裏，盧作孚和幾位朋友侃侃而談。
“我琢磨好了，”盧作孚用低沉的聲音說，“靠軍閥辦教育是不可靠的。川南如此，成都亦是如此。每每隨軍事上的失敗，而使事業共浮沉。這些日子我反複琢磨了，我們不能靠誰，要靠自己。為了改造舊的社會，創造一個新的社會，實現國富民強的理想，必須找出一條新的途徑來。”
盧作孚越說越激動。
“要救國，必須發展文化教育；要發展文化教育，必須首先辦實業；隻有有了實業作基礎，文化教育才有可靠的支柱。”
盧作孚猛地將話題打住，望著窗外黑沉沉的夜空，自言自語道：“辦實業，談何容易。但我們已經沒有別的選擇。”
窗外漆黑的天空隱約有幾顆寒星忽隱忽現，微弱的星光給那死寂的夜空增添了幾分活氣。
盧作孚喃喃道：“辦實業，辦什麼實業？這是最主要的，必須選準。”他猛地轉過身，對幾位朋友說：“還記得李白的詩句嗎？”
朋友們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什麼詩句？”
“就是那首‘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盧作孚興奮地說。
“當是什麼呢！”彭瑞成不解地問，“李白的詩跟我們辦實業有何關係？”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這句詩說明了什麼？”盧作孚自問自答，“這說明川境多山，交通不便。我們辦實業，應從交通著手。”
李白未曾想到他的詩句會讓千百年後的一個青年人得到某種啟示，並忽發奇想。
“我們創業，交通應擺在第一位，實業放在第二位，其次才是文化教育。”盧作孚思維敏捷，才學過人。
接著，盧作孚提出了他的理由。
四川號稱“天府之國”，富冠西南諸省，又是西南通向全國的門戶。《馬關條約》簽訂以後，外國列強侵略勢力不斷沿長江向西深入，加速了中國西南腹地的殖民化進程，四川不但成為外國勢力直接掠奪的地區，同時也是它的侵入西南廣大地區的跳板。但是，由於四川交通不便，直到20世紀20年代中葉，不僅沒有建立起一寸鐵路，連通往毗鄰各省的公路也沒有一條。早在1904年，四川人民就決定“不招外股，不借外債”，一點一滴地由老百姓集資多達1645萬元，自己修建川漢鐵路。但腐敗昏庸無能的清政府為滿足帝國主義列強之無理要求，竟然以“鐵路幹線國有”為借口，強行接收川漢鐵路公司，濫借外債，把川漢鐵路拱手出賣給帝國列強，激起了四川人民的義憤，他們自發地組織保路同誌會，展開了反清鬥爭，但遭到了清政府的殘酷鎮壓……
隻有長江可以使用近代交通工具，溝通四川與外界的聯係。利用長江進行輪船運輸，是投資少、見效快的事業。
盧作孚列舉了20世紀20年代初以來，各種勢力在長江上爭相大辦航運的事實。
1920年6月，英商隆茂洋行“隆茂”輪、美商大來洋行“大來裕”輪駛入川江。
這一年，日商天華洋行創立，年底即開辦日本至漢口間航線，次年初，開始運行。
1921年，招商局添置“江安”、“江順”、“江慶”、“新江天”等5艘江海大輪躋身航運。
這一年3月6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在香港成立，這是中國海員工人第一個工會組織，也是中國最早的產業工會之一。這一年的9月，重慶國民外交會成立，抵製外輪裝運貨物，致使外輪停駛一個月。
1922年4月26日，日清公司“三陽”丸入川，繼以“宜陽”丸、“德陽”丸加入宜渝線營運。
1923年6月4日，日清公司“德陽”丸開行渝敘航線。
同年9月，揚子江水道討論委員會複勘長江水道，11月提出複勘報告。
1924年，美商捷江輪船公司承接大來洋行，經營川江航線……
由此可見，辦航運是一個獲利頗豐的事業。
但是，辦航運之艱難也是眾所周知的。
辛亥革命失敗後，四川長期處於軍閥混戰、割據之中，30年代前夕，不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都沒有在四川實現過真正的統一。軍閥征戰，強令商船運載兵員、武器、彈藥。不僅一無所獲，有時甚至連船也被扣，開不回來。更為頭痛的是，武裝土匪出沒無常，攔截商輪，殺人越貨，民族航業愈遭摧殘，發展極為緩慢。自1917年華輪“聯華號”詭寄英籍得免兵災匪患後，華輪便紛紛改掛外國旗幟，外商也踴躍派輪行駛川江。華輪改懸外國旗需支付巨額掛旗費。據一份資料表明，僅聚福洋行懸掛法國旗的華輪，每年的掛旗費高達3萬兩！但是由於四川陸路交通閉塞，水路使用木帆船速度既慢，又不安全，而輪船運輸則能獨占快捷之便，往往獲利“對本有餘”。外商自行經營則獲利更豐。因此，到1925年，中外航業在四川的發展，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