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笑雨
1981年，我參加工作，單位有個同事是殘疾人，這讓我很擔心，擔心自己的大意可能會傷害她？擔心自己選擇與她交往的方式會不會不正確？我到底應該抱著特殊的同情、尊重、愛惜之心還是就把她當做和我一樣刻意隨便嬉笑怒罵的普通人呢？她希望的方式是什麼？我的舉止言談會不會冒犯她的尊嚴？這種認識觀念讓我很長時間都無法擺脫忐忑與糾結，半年後才學會與之坦誠相處。後來還專門寫了一篇以她為題材的小說。
二十多年後，我讀著心鋼長篇小說《水滴》的打印稿，這時的心鋼已經在殘聯工作多年，因為平時來往密切，會經常去他工作的殘聯大樓，跟著也就認識了很多他身邊的殘疾朋友，《水滴》裏的這個那個，很多我都能在現實的人群中找到熟悉的身影，平日裏不管在哪相逢，都會有隨意的寒暄或者熱情的交談，也就是在這些寒暄中，我才慢慢發覺我可以正常地認識他們的這個世界了。
是的，正常。
我們一開始跟他們接觸，無法避免地要有“他們是殘疾人，我們要尊重他們同情他們”的先行觀念，因為他們是相對脆弱敏感的群體，因而也就更容易受到傷害。一個文明社會的標誌，很大程度上就是整個社會群體對殘疾階層的態度，人類社會和動物社會的本質區別我以為更多的不是生存智慧，而是道義，動物的生存法則必須剔除弱小，人類的進步法則必須讓弱小受到同等待遇。換句話說，這種道義就是人的智慧。但這種道義這種智慧是指彼此在地平線上“平等相處”，而不是一方對另一方俯視性的施舍，也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卑躬祈求。
一個人缺少什麼，就會特別渴望什麼。在跟心鋼交往中也認識不少殘疾人，最先讓我震撼的就是盲人對光線的向往，對“看見”的向往，他們完全可能擁有正常人都有的生活、工作、愛情、家庭，而最大的遺憾是他們看不到自己的生活、工作和愛情，近在咫尺的生活隻能讓觸覺來感知，“看見”成了一種夢想，這種本來是最簡單的認知成了不可企及的高天流雲，當“簡單”都不可企及時，對“簡單”的渴望就變成了焦慮，對設計家來說，越是簡單的就越是上乘的美妙的，對“夢想”而言，越是簡單的就越是難得的。愛情來了，他們擁抱愛情，卻不知道愛情的模樣，他們有加倍的擁抱、加倍的觸摸、加倍的吸吮，加倍的珍惜，加倍的放在心裏讓她疼起來，心疼得不知自己該怎麼辦，這顯然不是正常人能理解的。所以，當我在一本盲人寫的小說裏看到這種對愛情的心疼時，也踏實地跟著心疼起來，那是一種認識和理會後帶來的心疼。這種認識讓我對一個群體有了一種新的認識觀，從而又重新認識這個群體。
這個世界是不均衡的，也是不平等不公正的，文明對人、對社會提出平等公正的要求就因為看到了種種不平，把鏟除不平作為文明進步的標誌。因為在殘聯工作的緣故，心鋼對市政設施中的無障礙建設部分特別敏感，外出看到了就會脫口而出“這裏怎麼沒有無障礙標誌？”或“這一點點都做了無障礙的考慮，周到。”他自己並不怎麼需要使用這些設施，但他心裏裝著的不是他自己的方便，甚至也不僅僅是殘聯所代表的那個群體的方便，而是整個社會是不是均衡地考慮到了所有群體的利益。他並不主張殘疾人時時處處要以殘疾人自居，時時處處有怨天尤人的權利，而是主張無論正常人還是殘疾人都首先把自己當做一個“常人”，在社會意義上，誰都是也應該是個完整的人，至於傷殘，那是個意外，是跟腎結石膽囊炎一樣的意外。隻有大家都站在同一級人行道上說話，彼此才沒有壓抑感，如果有人覺得自己就該站高一級或自甘站低一級，在心理出發點上就不正常。
在心鋼小說中描述的殘疾人群，雖然行為言談不可回避地帶著殘疾階層的烙印，但心鋼從自己的認識論出發，當然地回避了殘疾人“身處低層、弱勢群體”的天然意識，還有逢涉及殘疾人就一定要苦鬥成才、一定要奮進不息、一定要貴人相助的公認模式，而是坦然地麵對有缺憾的命運和並不光明的種種人生，在他們中也有搗蛋的，也有不上進不爭氣的，成功者未必會事事俱佳，失落者也可能光華閃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