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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安覺得麵前這個日本人似乎有些不同，最起碼與這幾天接觸過的日本人都不太一樣。他身上沒有其他人那種趾高氣揚的居高臨下，卻多了一份淡淡的，若有若無的優柔。對於他的問題，其實於安自然更喜歡回答野口介彬的情況，最起碼他對這位領導的認識遠遠多於其父親。於是他開始把自己知道的東西和盤托出，將野口介彬從小大到的情況添油加醋地說了一遍。
負責審訊的日本男人很平靜地聽著於安用並不太流利的日語為他介紹著野口介彬的一切，他很少插話，但往往一語中的，問到的內容都是生活於安極少關注的細節。
“他喜歡釣魚與喝酒啊，那酒量怎麼樣，是天天去嗎？”日本人問完這句話之後當聽到肯定的答複後又擔心起野口介彬的身體來：“人體內不並不缺乏酒精，過量飲酒對他的身體不好。”
“我也是這麼勸他的，不過可能是工作比較辛苦吧，他需要喝酒來緩解一些壓力。”自以為回答得當的於安沒想到驀然間被看上去溫文爾雅的日本男人一聲斷喝，險些嚇出病來。就見他臉上青筋爆起，拳頭狠狠地砸在桌上。
“難道我們不辛苦嗎?我最多的時候每天要做十六個小時的手術，救治數十個人。我們的未來怎麼能建立了酗酒和玩樂上麵？聽你說他要花很多時間娛樂，包括歌舞、釣魚、喝酒還有看電影，還有工作時間嗎？”
對方無緣無故的暴起讓於安嚇了一跳，但對於他的邏輯於安倒不是很讚成，他遲疑了一下辯解道：“野口先生……哦，不是父親大人其實是非常努力的一個人，他對工作的認真態度往往是我們年輕人的榜樣。至於娛樂與飲酒其實也是多數人的一種生活方式。”
“那你的大伯呢，還有叔叔沒有？”
“大伯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聽說是車禍。沒有叔叔，所以爺爺一直和父親以及我們生活在一起，直到去世。”於安邊說邊在心底暗暗將野口介彬、野口雄一等人在腦海中做了順序排位，以便自己不會說錯話。
“他得的什麼病？”日本人把頭埋得很低，甚至非常少抬頭看於安。他和憲兵隊那些咄咄逼人的審訊者的確不同啊，想到這裏於安長歎口氣，說道：“是心髒病，聽說他在戰爭的時候就知道自己心髒不太好。”
“哦，他活了多久？”
“七十三歲。”其實於安也不知道野口雄一去世的時候到底多大，甚至是哪一年。但野口介彬酒後曾說當時他正在美國為公司籌備激光唱盤的發布會，推算的話應該是這個年齡。日本人提起筆在紙上寫了點什麼，然後又問道：“說說你自己吧，在幹什麼？”
“我還在讀書。”
“在東京嗎？”
“不，在美國。”冷汗開始順著於安的額頭流淌下來，他開始擔心對方遵循著這個思路繼續下去，那樣的話自己非露餡不可，因為對於野口祐希他知道的真不多，除了名字以外就隻有那個美國大學的基本情況了。如果對方真繼續下去他恐怕連野口祐希的生日都得編造一個，不過這樣做似乎也無不可，因為他們對這個人的了解畢竟是零。
日本人似乎對野口祐希沒什麼興趣，聽完之後很快又把話題轉到了野口介彬身上。他事無具細地盤問著於安，甚至有些內容已經是數遍詢問了。開始的時候於安還能記得自己上次是怎麼回答的，可次數一多便開始有些招架不住了，記憶開始變得模糊起來，根本無法和之前進屋時候的口供對比了。
雖然屋裏沒有人做口供，但負責審訊的日本人顯然已經成竹在胸，他拿著鋼筆的右手微微顫抖著，在一張白紙上毫無章法地劃動，看樣子是在思考什麼。於安心底的緊張已經到了極限，感覺自己立即要崩潰一樣。這時候他更加理解英雄這兩個字的準確含意了，最起碼那些視死如歸的英烈絕非常人可比。就像他現在這個狀況，就是沒人動他都不一定能堅持下去，何況要動刑呢？
於安開始想家了，遠在老家的父母這時候不知道怎麼樣了。自從哥哥結婚以後他就斷絕了買房的念頭，覺得無論是在老家還是北京他都不能暫時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了，所以這才是他舍棄老家穩定的醫院工作來北京打拚的原因。可邵穎會同意嗎？從言談舉止間看來邵穎的家一定是希望他們能在北京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才能考慮結婚的問題，可現的問題是連首付的錢於安都攢不夠。
想起邵穎，於安心底又蕩起一陣陣的感情漣漪，他此時才知道人到生命極限的時候最思念的人往往才最愛的人。亦如此時的於安這樣，他既希望這個日本官員可以結束這曠日持久又遠無休止的審訊馬拉鬆，又擔心對方突然說出什麼對自己不利的話。
於安看過很多抗日的作品，在那些關於日本憲兵隊的論述中，似乎沒有人能從哪兒活著出來。這幾天雖然由於自己的謊言還不算太壞，最起碼他能有個單人牢房，有三餐包著紫菜的白米飯團已經是極好的待遇了。可之後呢？出了這間審訊室，於安每個時刻都能聽到慘絕人寰的叫聲，開始的時候有些驚心肉跳，這會兒倒也聽習慣了。可自己會不會成為這些人的一員？
路過多人囚室的時候，於安看到過那些渾身赤裸蓬頭垢麵的近似野人，幾乎像沙丁魚罐頭一樣擠在一間狹小的牢房當中，味道比自己的單人房間難聞十倍。也許這個日本憲兵隊的頭兒在審訊完以後就要把自己仍到那裏了吧？於安一陣陣地感覺到了來自心底的抽搐，這是一種無奈到極致的表現。明知到自己悲慘的命運而無力與看到親人遭受苦難而等閑視之是多麼雷同的悲痛欲絕呢？
日本人突然說了一句話，於安雖然得益於野口介彬的影響可以較流利地連聽帶懵地和正常日本人溝通，但聽起更專業或類似於方言一樣的日語剛有些吃力。所以對方的話他沒聽懂，隻是朦朧中覺得應該是一種來自某地的方言，有點類似中國的四川話或廣東話那樣。
“你還是和我說說戰爭吧，你們那們世界的戰爭是怎麼結束的？”本以為審訊結束的於安突然聽到日本人再一次提起了問題，他微鬆口報導，覺得隻要審下去就有希望，最起碼這能證明他還沒有做出最後的判決。
“美國人製造出了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各扔了一顆，日本天皇覺得抵抗不住，就投降了。不過戰後的日本發展的還挺好的，是亞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
“是美國麼，難道不是中國或蘇聯或是其它什麼國家？”日本人問道。雖然不太明白他這句話的準確含義，於安大概也知道這個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並非像自己世界那樣一家獨大，最起碼是三足鼎立之勢力，在這兒任誰研製出原子彈都有可能。
“不，在我們哪兒是美國。”
“那你是怎麼過來的，是通過什麼手段呢？”
“我也不知道，其實我和女朋友穿過一個廢棄地鐵站的時候無意發現了新的出口，出來以後到這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