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學發展過程當中，文學社團的大量出現，則是新文學獲得廣泛認同和走向成熟的表現。如果說在新文學生成之初，作為新生事物，新文學主要還是靠一批從“舊陣營”中“反戈一擊”的作家來領銜進行創作，向人們顯示“文學革命”的“實績”，並擔綱起新文學向縱深發展的曆史重任，那麼，隨著新文學的深入發展，眾多的新文學作家組成文學社團，形成不同的文學創作流派，則是新文學發展獲得長足發展的一個重要保證。五四運動後，新文學社團有了一個大的發展，大量的新文學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茅盾在《〈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一集〉導言》中，對新文學生成之初的文學社團情況進行了認真的總結。據他的統計，截至1925年，新文學社團已“不下一百餘”個，並呈全國燎燃之勢。他指出：“現在我們回顧民國六年（1917）到民國十年（1921）這五年間（這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個‘十年’的前半期），總會覺得那時的創作界很寂寞似的。作者固然不多，發表的機關也寥寥可數，然而我們再看看那時期的後半的五年（1922-1926），那情形可就大不同了。從民國11年（1922）起，一個普通的全國的文學的活動開始來到！在新文學的社團組建中，“兩浙”作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像在1920年11月成立的新文學“最早的一個純文藝社團”--“文學研究會”，“兩浙”作家在其中起到了領銜和擔綱作用。此外，“兩浙”作家還有王以仁、胡愈之胡愈之（1896-1986），浙江上虞人，現代散文家。曾與沈雁冰（茅盾）、鄭振鐸等人一道提倡白話文，籌建“文學研究會”，後流亡法國，就讀巴黎大學。回國後，任《東方雜誌》編輯，並相繼創辦《文學》、《太白》、《譯文》、《婦女》、《世界知識》等刊物。主要作品有《五卅事件記實》等。、劉廷芳劉廷芳（1891-1947），浙江永嘉人，現代詩人。曾在《小說月報》上發表詩作，並參加文學研究會，主要作品有詩集《山雨》，詩歌《中央公園夜中的柏樹》、《別離》、《快樂》等。等，也是研究會主要成員。茅盾說“文學研究會”發起的宣言，是“公推周作人起草的”。發起的12人當中，周作人、朱祖希、鄭振鐸、沈雁冰（茅盾）、蔣百裏、孫伏園等均是“兩浙”作家。在成立大會上，同人均推舉曾擔任《浙江潮》的首任主編、大力鼓吹新文化的蔣百裏為主席，鄭振鐸被選為書記幹事，主管會務工作，向大會作研究會發起報告。據1921年2月10日《小說月報》第12卷第2號刊發的《文學研究會會務報告（第一次）》報道，在成立大會上，同仁們“推蔣百裏君為主席。首由鄭振鐸君報告本會起經過”。周作人在《文學研究會宣言》中宣布了“文學研究會”的三項任務。顯然，在新文學生成之初，“兩浙”作家已經充分地意識到組織社團對促進新文學創作發展的重要作用。文學發展曆史表明，有意識、有宗旨組織社團，加強作家相互間的溝通和交流，對促進文學的發展是具有重要的作用的。所以，在宣言中，周作人代表同人表明了“文學研究會”的共同態度：“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
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於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治文學的人也當以這事為他終身的事業，正同勞農一樣。”《文學研究會宣言》，《小說月報》1921年1月10日第12卷第1號。“文學研究會”實際上是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學”為社團綱領的。當時，沈雁冰（茅盾）、鄭振鐸先後發表了《文學與人生》、《文學的使命》等文章，闡釋了“為人生”的“人的文學”主張。。作為研究會的骨幹，鄭振鐸親自起草會章，同時他還兼任研究會的相關刊物、叢書（如《文學研究會叢書》、《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的編輯工作。沈雁冰（茅盾）擔綱起了會刊--《小說月報》的主編工作，他大刀闊斧地改革了原來鴛鴦蝴蝶派的編輯方針，使之成為新文學的重要陣地。在《〈小說月報〉改革宣言》中，他將“評論”、“研究”、“譯叢”、“創作”、“特載”、“雜載”作為《小說月報》的革新任務，全方位地推進新文學的創作。
《小說月報》封麵
他宣布：“《小說月報》行世已來，已十一年矣，今當第十二年之始，謀更新而擴充之，將於譯述西洋名家小說而外，兼介紹世界文學界潮流之趨向，討論中國文學革進之方法。”《〈小說月報〉改革宣言》，《小說月報》1921年1月10日第12卷第1號。在這個宣言中，沈雁冰（茅盾）強調指出：“同人以為今日譚革新文學非徒事模仿西洋而已，實將創造中國之新文藝，對世界盡貢獻之責任。”也就是說，《小說月報》的重要任務是要革新舊文學、創造新文學，並促使新文學與世界文學發展主流對接。沈雁冰（茅盾）在宣言中還為“文學研究會”、《小說月報》大力提倡與“為人生文學”觀念相適應的“寫實主義”（現實主義）的風格，他指出：“寫實主義文學，最近已見衰歇之象，就世界觀之立點言之，似已不應多為介紹，然就國內文學界情形言之，則寫實主義之真精神與寫實主義之真傑作史未嚐有一二，故同人以為寫實主義在今日尚應充其量輸入。”不言而喻，“兩浙”作家在“文學研究會”中所顯示出來的這種銳意進取、大膽革新的精神，表明“兩浙”作家在傳播“人”的文學觀和確立“為人生”創作觀念當中，不僅區分了新文學與舊文學的界限，同時也推動了新文學自身的創造和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兩浙”作家的這種革新理念，為中國新文學的生成與發展，提供了思想發展和藝術想象的廣闊空間，為建構與時代發展相一致的新型審美理想，形成新的審美範式，奠定了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