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學生成之初，近代西方各種文化思潮、文學思潮被大量地介紹過來，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唯美主義、印象主義、象征主義、心理分析派、立體派、意象派、未來主義，等等，以及與此相關的各種社會思潮，如進化論、人道主義、叔本華的唯意誌論、尼采的超人哲學、弗洛伊德主義、托爾斯泰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國家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等，都是作為一種新潮而被廣泛地介紹、宣傳、實驗。不過，構成新文學主幹思潮的，則是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這三大思潮。從新文學發展的實踐上來看，“兩浙”作家在這三大主幹思潮的發展與演變過程中所發揮的影響力是不可忽視的。從倡導“真的文學”、“人的文學”、“平民文學”，到提倡“自我抒情”，再到引進現代主義，“兩浙”作家所提出的一係列重要的主張，在相當的程度上，推動了新文學三大思潮向縱深領域發展。
現實主義作為一種文學思潮，特指歐洲文學史上19世紀30年代在法、英等國家，繼浪漫主義文學思潮之後所出現的一股新的文學潮流。。現實主義文學思潮強調以批判現實為主導方向，特別推崇文藝複興和啟蒙主義文學以來所形成的冷靜觀察現實，如實反映現實，批判現實醜惡的創作精神。1823至1825年間，法國著名作家司湯達爾發表文藝評論集《拉辛與莎士比亞》，提出文學要符合時代發展潮流，主張作家要直接觀察現實、反映當代社會生活。這部評論集被視為批判現實主義的第一部綱領性文獻。按照現實主義美學原則，司湯達爾於1830年創作的長篇小說《紅與黑》，被稱為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基石之作。緊接著，法國著名作家巴爾紮克創作了批判現實主義的巨著《人間喜劇》。在這部內容豐富、規模宏偉的巨著裏，巴爾紮克彙集了19世紀上半葉法國社會的全部曆史，生動地展示了當時法國，乃至整個歐洲的社會生活圖景。巴爾紮克使批判現實主義從理論到創作實踐都臻於完善，把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進而席卷整個歐洲。在中國新文學生成之初，現實主義乃是率先影響新文學的最大的一種思潮。
“兩浙”作家在新文學的創作實踐中，對現實主義文學思潮的接受和反應十分積極，最為突出的就是將“真的文學”和“人的文學”，作為現實主義文學的核心理念來加以大力的倡導。
在“兩浙”作家的新文學創作實踐中，處處以覺醒了的“人”的意識來審視現實人生、社會曆史和人的精神世界，是其創作的一個鮮明特點。在這當中，突出的就是對長期的封建專製和封建倫理道德所造成的社會現實異化、人的精神異化現象，表示了強烈的關注，集中地反映了時代、社會、曆史、現實人生的荒誕不經和不合理性，揭示出了社會人生的諸多問題。為此，“兩浙”作家在新文學生成之初，就大力倡導“真的文學”和“人的文學”。魯迅在對新文學提出要求時指出，作家要取下假麵，寫出人生的“血”和“肉”，認真分析當時社會所存在的種種非人道的、不合理的現象。他說：“試看中國的社會裏，吃人，劫掠，殘殺，人身買賣，生殖器崇拜，靈學，一夫多妻，凡有所謂國粹，沒一件不與蠻人的文化（？）恰合。在魯迅看來，“真的文學”的核心就是要求作家能夠正視現實，正視自身，分析產生現實異化的根源。他認為：“因為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並且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將來。於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周作人在倡導“人的文學”時，就列舉了傳統文學中十類“妨礙人性的生長，破壞人類的平和的東西”，並指出“統應該排斥”。周作人：《人的文學》，《新青年》1918年12月15日第5卷第6號。在提倡“平民文學”時，他又特別指出現實主義應有兩個重點：一是“應以普通的文體，寫普遍的思想與事實”；二是“應以真摯的文體，記真摯的思想與事實”。仲密（周作人）：《平民文學》，《每周評論》1919年1月19日第5號。周作人從“人的文學”立場出發，將“真的文學”、“人的文學”視為一體，作為現實主義文學的核心價值理念。郎損（茅盾）也指出，“我們可說正因為是亂世所以文學的色調要成了怨以怒；是怨以怒的社會背景產生出怨以怒的文學，不是先有了怨以怒的文學然後造成了怨以怒的社會背景！我們又該知道：在亂世的文學作品而能怨以怒的，隻是極合理的事情，正證明當時的文學家能夠盡他們的職務”。對此，郎損（茅盾）認真地分析社會現實異化現象是：“現在社會內兵荒屢見，人人感著生活不安的苦痛，真可以說是‘亂世’了，反映這時代的創作應該怎樣的悲慘動人嗬!”郎損（茅盾）：《社會背景與創作》，《小說月報》1921年7月10日第12卷第7號。對現實異化進行意識聚焦，“兩浙”作家揚起了“為人生”的創作大旗，由此形成了以寫實主義（現實主義）為主導的“為人生”創作流派。不論是批判暴露現實醜惡，還是揭示現實異化根源，“兩浙”作家的創作實踐基本上都是圍繞關注現實異化而展開的。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在闡說對文學本體的認識時”和“理解文學的價值論時”，都努力將意義“導向社會”，對現實黑暗和醜惡進行焦點透視。
在新文學的開放語境中，“兩浙”作家對現實主義的倡導，強調文學對現實異化進行不同藝術形式的反映或表現，實際上這也就成為“兩浙”作家通過創作實踐，借以反映現代社會，展示人的精神意識，以及進行意義重構的一種強有力的方式。現實的黑暗，人性的分裂，國民的愚昧，內心的孤獨與苦痛，所有這一切都蘊含在“兩浙”作家對現實主義理解的語義寓意之中，從而使創作更具探尋社會人生意義的思想和藝術的深度。
對於以現實主義（在當時多稱之為寫實主義）為主導的創作而言，“兩浙”作家的創作思路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善於從對社會現象分析入手，反映現實異化，進而達到對社會本質、人生本質特征的認識高度，顯現批判現實的思想深度；二是善於從對人的生存境況、前途命運的高度關注入手，塑造鮮明的人物形象，反映現實異化對人的壓迫，從中展現有關人的解放、個性解放，乃至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