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論語言在散文一類（包括雜文）文本中的展現，以魯迅為例。魯迅的議論語言常常是針對人們習以為常的病態心理而發的，其特點是對隱藏在具象中的文化根源進行“刨祖墳”式的揭露，往往寥寥數語就使物無遁形、窘相畢露。魯迅是“貶錮弊常取類型”，“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總是毫不吝嗇地加以議論批判：
戰士戰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現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嘬著，營營地叫著，以為得意，以為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死了，不再來揮去他們。於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為倒是不朽的聲音，因為它們的完全，遠在戰士之上。
的確的，誰也沒有發現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
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終竟不過是蒼蠅。
--魯迅：《華蓋集·戰士與蒼蠅》
戰士有缺點也終歸是戰士，蒼蠅完美也終歸是蒼蠅。這種議論語言的批判性、否定性與攻擊性，源於魯迅對現代知識分子使命的理解，即不斷揭示現實人生的弊病與思想文化的困境，體現了知識分子充滿社會、曆史責任感的良知，以及“不可厥敵，戰則不止”的不屈精神。在魯迅那裏，議論語言的功利實用價值和那種特有的“釋憤抒情”的藝術性達到了完美的統一。
議論語言在小說文本中，往往是對敘述對象的認識更進一步的深化。像魯迅在小說《故鄉》裏，對“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議論，就是生命感悟現實的一種思想與情感的深化敘述。還有在《頭發的故事》中展開的“阿，造物的皮鞭沒有到中國的脊梁上時，中國便永遠是這一樣的中國，決不肯自己改變一支毫毛！”的議論，其語言中充滿了對“老中國”那種僵死的現實和曆史傳統的失望與悲憤之情。鬱達夫在小說《沉淪》中用主人公的話直接宣泄出對現實的不滿和對國家富強的企盼，其實也是用議論語言將抒情語言不足以傳達出來的思想情感，再更進一步地升華，以提升整個小說的思想高度和加強小說的抒情力度。潘漠華的《人間》也是如此，結尾也是靠議論語言來畫龍點睛，提升主體對現實事件的直接幹預力度。顯然，議論語言將對社會的觀察思考與其不拘一格的想象力、創造力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將語言的知性、智性、感性融為一體，這就使新文體在成為一種完全不同於舊文學舊文體的過程中，獲得了一種不可重複的天才創造，充分地表現出新文體的意義完整性和創新性特征。
作為文學語言，在文體結構中隻有展現主客體的雙向衝突、交彙，才能顯示出存在的意義，並使之向多方投射，擴展語言對於意義重構的空間領地，使語言意義的深度、廣度都得到伸展和增殖。人的存在總是要麵對“世界”，麵對“他人”，麵對“我”，在主客體的對應關係上，這就規定了語言包含著作為主體的人與客體之間展開的對話--反應--呼應的關聯價值。同時，語言作為麵向世界的“說”，也不僅僅隻是表現在那種說話者在人與語言的關係意義上。海德格爾說：“語言的本質存在是作為顯示的說。語言之說（顯示）的特征並不基於任何種類的符號；相反，一切符號都淵於此一顯示，在顯示的領域，為了顯示的目的，符號才成其為符號。”“言辭從意義生發出來，而不是給詞--物配上意義。不是“我”擁有意義，也並非“無人占有意義”，而是“大家經由對話獲得意義”。意義出自人們的相互對話（以語言為中介）及其具體語境之中，可以是兩者間的，多者間的，也可以是個人獨語式的。海德格爾說：“語言作為推動世界的說，是一切關係的關係。它關聯、保持、給予、豐富著世界領域之間的相反與相成，並通過它給自己的說保持自身同時也保持和維護世界各領域。從新文學的特定語境上來看，思想文化啟蒙就是一種複雜的矛盾的語言運動。啟蒙主題本身包含了啟蒙的主體與客體的雙向對話結構，包含了啟蒙者通過語言向被啟蒙者的宣揚、言說，以及對啟蒙客體現狀的描摹，啟蒙客體對語言的接收，還有啟蒙主體自身痛苦而複雜的心靈世界，以及啟蒙主客體的對立隔膜。這些都為新文學的語言建構提供了多樣性維度和豐富、無限的可能性。因此，“兩浙”作家在新文體建設中，注重對置換後的白話語言進行藝術建構，就在製定新文學的藝術策略當中占據了中心位置，這對於從舊文學手中奪取話語權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曆史證明，“兩浙”作家的語言藝術策略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