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鬱達夫筆下的都市，則被糅進了都市的下層貧民生活鏡像：
鄧脫路的這幾排房子，從地上量到屋頂，隻有一丈幾尺高。我住的樓上的那間房間，更是矮小得不堪。若站在樓板上伸一伸懶腰，兩隻手就要把灰黑的屋頂穿通的。
--鬱達夫：《春風沉醉的晚上》
的確，都市裏有摩天大樓，燈紅酒綠，但也有貧窮窟，有苦難和悲痛。這表明現代都市並不隻是一個單純的世界，而是一個光怪陸離的萬花筒，轉一轉便是一個不同的世界。
就是這個充滿欲望和矛盾的都市，總是在不斷地刺激著現代的中國人。它讓人生機勃勃，又讓人頹廢沉淪。這些似乎在農耕社會不曾有過，或者曾被農耕民族推崇的道德理想緊緊抑製住了的人性矛盾，在處於轉型之中的現代都市，則被提前呈現在人們的麵前，讓人們看到了現代中國人的人性真麵目。此時的都市書寫在展現消費文化鏡像時，其特點就是對人的內心世界，特別是內心欲望進行了充分展示。如果說物質世界是上海的外表，那麼，在消費文化使人的物欲無限膨脹中，人與人之間那種傳統的溫情被金錢和利益所控製的內心矛盾，則是都市書寫的重心。穆時英就說：“我拚命地追求著刺激新奇，使自己忘了這寂寞，可是我能忘了她嗎？不能的！有時突然地，一種說不出的憎恨，普通的對於一切生物無生物的憎恨；我不願說一句話，不願看一件東西，可是又不願自殺--這不是怯懦，因為我同時又是摯愛著世間的。我是正，又是反；是是，又是不是；我是一個沒有均衡、沒有中間性的人。在都市的物欲和情欲驅動下，人的靈魂開始扭曲、變異。人成了衣帽服飾，人成了金錢的數量，人成為“Jazz，機械，速度，都市文化，美國味，時代美……的產物的集合體”，而唯獨沒有了自己。在物欲和情欲的世界裏，人終於異化成了一種消費動物。穆時英的《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中的蓉子，就是這樣一個“在速度和刺激上生存著的”都市女郎。即使是戀愛也被她當成了一種消費行為，男子們一個個就像“雀巢牌朱古力、SUNKIST、上海啤酒、糖炒栗子”一樣，迅速地被消費然後被排泄；另一方麵，蓉子又何嚐不是被那些都市男子當成了消費品，轉眼即被排泄。都市人的男歡女愛本來就已成為相互交換的刺激，一旦刺激消失，便失去了它的用途，正如用壞了的商品，可以隨手丟棄一樣。人已經徹底泯滅了自身的特性，在享受消費的同時，自身也成為商品，被人消費，人成了非人。在施蟄存的筆下，都市的一切則是顯得那麼的變異和荒誕，所有的道德都被顛覆了，原本熟悉的倫理秩序也都被打亂了，都市顯示出來的荒誕更是深入到都市人的內心。他筆下的都市人無不患有各種精神的疾病：憂鬱症、恐懼症、妄想症；種種“魔道”、“妖婦”、“夢魘”的描寫，都反映著這個荒誕的都市對人的心靈的扭曲和變異。都市在他的筆下，激起的不是工業文明的“速度”與“力”之美感，更多的是一種文明被異化的異己感。現代化的商業都市卻是一個完全以個人為本位的競爭社會，都市市民在脫離了傳統的家族宗法束縛的同時，也失去了原有的人際溫情和道德規約。他們在都市的法則下鍛造著與傳統社會下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質。他們的價值觀大都染上了現代大都市所特有的社會文明病。盡管就當時整個中國而言，並不具備西方發達工業國家的社會發展水準，但由於都市的特殊性，則使它在許多文明發展的水準上就早早地與世界接軌，西方各種思潮湧入上海，尤其是具有殖民意味的文化植入上海文化之中，與上海都市特定的社會、文化相雜糅，這樣就使現代中國提前具備西方世紀末才具有的諸多變異的精神元素。
從這個角度來說，“兩浙”作家的都市書寫，又一次刷新了書寫中國現代文明發展的諸多記錄。
都市是天堂，也是地獄，它牽動著現代中國敏感的神經，折射著中國社會去向何處的宏大命題。現代都市文化鏡像中的都市，折射出了中國都市進程中的種種矛盾與衝突，斷裂與發展、傳統與現代、屈辱與自尊、文明與罪惡。這一切都構成了中國現代都市的奇特麵貌：它既是生機勃勃的，又是腐朽的；既是偉大的，又是墮落的；既有著西裝革履的洋場闊少，也有著長袍馬褂的前清遺老；既產生著最激進的思想理論，也維持著最傳統的生活方式。西式洋房中陳列著明清時代的紅木家具、西褲外麵罩著中式的長袍，中西雜陳、華洋共處，中國都市文化在以西方為範本的同時，又保留了諸多的本土特征。中西文化的碰撞使各自的文明都撕裂成碎片，然後又成為現代都市（例如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的大拚盤，令人陶醉、迷戀，又令人眼花繚亂、手足無措。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兩浙”作家的這種都市書寫，不完全是像西方現代作家那樣致力於形而上的哲理角度來表現人，特別是表現作為個體存在的人的生存狀況和前途命運。像卡夫卡，他的深刻之處就在於：始終都是以關注著人類發展前景和對人的命運的嚴峻思考，來透視人的生存境況和人性的困惑。在新文學特定的文化語境中，“兩浙”作家的都市想象與都市書寫，與20世紀中國所熱衷的進化論思想和“革命性”話語，與強調民族獨立、社會解放的社會文化思潮，以及與張揚人的主體性、個體性等精神元素的書寫形態緊密相關，對應著現代民族國家現代化的發展進程。在這個意義上，“兩浙”作家的都市書寫，無論是作為敘述場景，還是作為新文學的特定意象，都具有相當的思想深度、想象張力和豐富的精神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