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國，如何使具有傳統文化特征的“城”與“市”，漢語“城市”一詞是由“城”與“市”兩個單音節的詞組成的。在中國傳統文化視閾裏，“城”是修築起來用於防禦的環形壁壘，故有“城者，所以守也”之說（《墨子·七患》）；而“市”則是用來交易的場所，故有“五十裏有市”之說（《周禮·地官》），有“列廛於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描述（《周易·係辭》）。對應現代化的都市發展需求，開始成為新文學的關注對象。在這當中，“兩浙”作家為新文學的都市想象和都市書寫，提供了兩個重要的觀照與書寫維度，即現代民族國家想象和現代都市文化反觀。
自近代中國陷於被動挨打局麵以來，人們開始認識到，整個中國社會、文化發展必須麵對兩種境況：一是被置於世界性的衝擊之中，社會的強烈震蕩使整體的文化結構發生了基礎性的動搖，傳統的意義係統逐漸地從中心走向邊緣，不足以支持現代中國人的心靈世界；二是現代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必須吻合世界性的現代化發展主流，重建新的民族國家風貌。。從建構現代民族國家共同體的視角上來看，新文學在進入以追求“社會解放”為主導的時期之後，現代都市開始被作為書寫對象，被賦予諸多的現代民族國家共同體的功能。都市一直居於中國現代化的中心地帶，並在相當的程度上充當了中國現代化“領頭羊”的角色，積聚著現代民族國家的主體意識。在新文學中，都市意識和都市想象都被賦予了整個民族熱烈企盼現代化的情感和價值意義，人們從都市想象和都市書寫當中，能夠更多地領會到有關民族獨立、社會解放和邁向現代文明等諸多的宏大敘事價值。換言之，新文學中的都市想象和都市書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傳達出了整個民族國家建構現代性的意義訴求。
在現代性語境中，“兩浙”作家具有左翼特征的“革命性話語”顯得格外突出。這種話語的基本理路仍然是沿著晚清以來有關民族國家的現代性想象路徑演化而來，其特點是以偏重意識形態建構的方式，凸現現代民族國家主體建構的話語權力。“革命性話語”對都市想象和都市書寫的意義賦予，有一個突出的標誌，那就是將都市的書寫烙上宏大性質的“國家出路”或“中國社會何去何從”一類的時代發展標記，充分地顯示出新文學對現代民族國家本質和發展動態的追蹤與高度關注。茅盾在評論魯迅的《呐喊》時就認為：“《呐喊》中間有封建社會崩坍的響聲，有粘附著封建社會的老朽廢物的迷惑失措和垂死的掙紮，也有那受不著新思潮的衝激，‘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老中國的暗陬的鄉村，以及生活在這些暗陬的老中國的兒女們，但是沒有都市，沒有都市中青年們的心的跳動。在茅盾看來，魯迅側重的是對靜態的中國鄉村社會的觀照與書寫，還未來得及對進入現代化進程之中的動態的中國都市進行認真思考。雖然茅盾的觀點未必完全正確，但卻表達了他對於中國都市社會發展的高度關注之情。也就是說，動態的、不斷發展的都市包含了決定中國社會發展的要素。這個要素是時代性的、革命性的。所以，茅盾堅持認為：“一篇小說有無時代性，並不能僅僅以是否描寫到時代空氣為滿足；連時代空氣都表現不出的作品，即使寫得很美麗，隻不過成為資產階級文藝的玩意兒。所謂時代性，我以為，在表現了時代空氣之外，還應該有兩個要義：一是時代給予人們以怎樣的影響，二是人們的集團的活力又怎樣地將時代推進了新方向，換言之，即是怎樣地催促曆史進入了必然的新時代，再換一句說，即是怎樣地由於人們的集團的活動而及早實現了曆史的必然。在這樣的意義下，方是現代的新寫實派文學所要表現的時代性！”②茅盾在“革命性話語”中強調時代性要素的重要性，目的自然是要求新文學的都市想象和都市書寫，必須貼近社會時代的發展，使之成為人們認識現代中國社會動態發展的一種途徑。
《子夜》封麵
基於這種想象的理路，“兩浙”作家對都市想象和都市書寫空間的建構，所展現的仍然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圖景。隨著新文學表現主題的不斷深化，題材選擇範圍的擴大，內容的豐富，藝術形式和表現方法的多樣化，“兩浙”作家就對新文學的內容和形式都作了新的開拓。在這方麵，茅盾是傑出的代表。他十分重視文學的時代性、社會性內涵，自覺地追求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與“廣闊的曆史內容”的結合，以便能夠充分地反映中國社會、時代的全貌和發展前景，凸現現代民族國家主體建構的史詩性特征。。基於對新的民族國家共同體的認同理念，茅盾的都市書寫，其中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運用現代思想對中國社會進行全景式的思考、探索和描繪。在小說《子夜》中，茅盾通過民族資本家與各方麵的矛盾、糾葛，以及走向悲劇結局的展示，全方位地揭示出了現代都市的命運與整個國家的命運相互依存的內在關聯，並昭示人們：都市已成為演繹現代民族國家認真思考如何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窘境，如何邁向現代化的一種國家元敘事。因為都市已在許多方麵成為整個國家追求現代化的縮影，它所遭遇的困境、難題，所發生的事件，以及所展示的未來，都被強烈地賦予了國家現代化的意義，使之具有國家性的認知與思維。
“兩浙”作家的“革命性話語”，表現在都市想象和都市書寫中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將都市看作是一個革命的“飛地”，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母胎”（殷夫：《上海禮讚》），也是新興無產階級建立新的國家的革命策源地。因此，在對應現代民族國家的現代性訴求當中，“兩浙”作家強調了以“我們”為核心的集體主義意識，都市成了具有革命感召力的能指對象。殷夫就在詩中明確地表白：“算是向一個‘階級’的告別詞吧！”在《別了，哥哥！》一詩中，他又這樣寫道：“別了，哥哥，別了，/此後各走前途，/再見的機會是在，/當我們和你隸屬著的階級交了戰火。”“我”和“哥哥”的手足之情不能說完全泯滅，但在對應民族國家主體的訴求時，它隻能處在次要的地位。盡管詩人也會以“我”的呼聲謳歌，但這個“我”所包容的則是民族國家集體的“大我”，而非純個體性的“小我”：“我是一個叛亂的開始，/我也是曆史的長子，/我是海燕，/我是時代的尖刺。”（《血字》）這個包容民族國家集體意識的“大我”，投射在上海--這個現代中國都市最繁華的南京路上，所呼喚的就是要“成為報複的枷子”，“成為囚禁仇敵的鐵柵”，“分成鐮刀和鐵錘”，“成為斷銬和炮彈”！
進入現代化進程之後，都市往往是以其獨特而占據優勢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資本，積聚著現代中國諸多的革命能量，散發出大量的革命信息。“兩浙”作家常常將都市看作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衝突之地。如夏衍的戲劇、報告文學創作，就突出了資產階級的“頹敗”、“腐朽”。“包身工”、“賣身工”既成為都市資本主義罪惡的寫照，也成為無產階級號召集體革命的旗幟。。“革命”--這個在五四時期以追求“民主”、“科學”、“個性解放”為主導內涵的話語，在新文學的都市書寫中就被轉化成為以追求“社會解放”為主導的，包含著現代民族國家主體內涵的話語與意義的表述，從而為新文學構築宏大性的民族國家革命敘事空間鋪平了道路。正如李歐梵在論述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敘事話語特征時所指出的那樣，中國作家從來不像西方現代主義作家，由於對現實的絕望而遁入內心、遁入藝術之中，相反，他們對社會現實和民族--國家的狀況充滿焦慮，並且積極投入現實的變革。他們從來不拒斥和批判啟蒙理性，相反，他們對啟蒙主義的基本價值觀予以高度評價和積極張揚。他們從來沒有在個人與集體之間陷入幻滅、在自我與他人之間感到斷裂。。從這個角度來考察“兩浙”作家的都市書寫，我們會發現，通過對新的民族國家共同體的想象與認同，“兩浙”作家的都市書寫，所對應的乃是現代民族國家的現代性訴求。這種訴求賦予新文學一種鮮明的目的性的創作意義，同時，也使新文學自身成為向未來過渡、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意識指南，一種精神性的向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