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他還認為，“鄉土中國”不僅僅隻是對“具體的中國社會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體的中國基層傳統社會裏的一種特具的體係”，因此，搞清“鄉土社會”這個概念，“就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具體的中國社會。。中國曆史雖然漫長，但在“超穩定”的文明係統中，總體屬性基本上沒有發生質的變化。靜態的鄉村，往往就是傳統的象征。當整個中國步履艱難地跨過20世紀門檻之後，現代文明喚醒了新文學作家對鄉村的一種意識自覺。一種對鄉村的重新認知和想象，一種嶄新的書寫和言說方式，開始出現在新文學的文壇上。
新文學奠基人魯迅，他的創作就表現了對世世代代生活在鄉村的農民的精神狀態的高度關注。他筆下的“未莊”、“魯鎮”，都是中國傳統的鄉村社會的縮影，阿Q、閏土、祥林嫂、九斤老太、孔乙己等，都是長期居住在中國鄉村社會的人物代表。在魯迅影響下所形成的“浙東鄉土作家群”，他們也都將憂鬱的目光投向記憶深處的鄉村社會。他們認真審視中國鄉村社會正麵臨著急遽變化（即將產生一場深刻裂變）的現實。因為從整個文明發展進程上來說，在整個中國被迫拖入現代化進程之後，鄉村的一點一滴的變化，都將是整個中國社會變革的一個重要鏡像，是中國社會變革的晴雨表、風向標。特別是那些曾經被鄉村社會所美化的習俗，在現代化進程中統統發生了問題，以至於以往看似是美德的東西，成為了巨大的曆史包袱。誠如費孝通所說的那樣：“從鄉土社會進入現代社會的過程中，我們在鄉土社會中所養成的生活方式處處產生了流弊。如何卸下這個巨大的曆史包袱，完成鄉土中國向現代中國的曆史轉變，這是擺在現代知識分子麵前的一項艱巨任務。“兩浙”作家對中國鄉村社會的觀照，尤其是對現代境遇中的鄉村居民--農民的生存狀態與命運沉浮的全新認知和把握，就是在現代意識的指引下展開的。他們發現了傳統的鄉村社會的頑疾和不完滿性的特征，並深入到鄉村主人公的內心世界，寫出他們精神上的愚昧、困頓和苦痛，以及對現代文明的嚴重的不適應性。魯迅及“兩浙”作家對鄉村的認知和理解，對鄉村的想象方式和審美聚焦，影響著中國新文學鄉村想象和鄉村書寫的基本態勢。
文學史家王瑤指出：“中國文學史上真正把農民當作小說中的主人公的，魯迅是第一人。這一觀點得到了較為廣泛的認同，如錢穀融也認為：“農民問題是魯迅注意的中心，他把最多的篇幅，最大的關注和最深的同情給予農民。學術界比較一致地認為，農民和知識分子是魯迅小說創作的兩大基本題材。魯迅的鄉村想象、對農民的關注，是以啟蒙者的姿態出現的。作為先驅者，鄉村記憶在他的腦海中，就是古老中國冗長而沉重的背影，是“古國的子民們”在現代文明進程中遭遇空前的困境，盡顯愚昧、麻木、無知之狀的生活境況和精神狀態。在魯迅的視閾中，鄉村是他觀察中國社會的一個視點、一麵鏡子。童年的魯迅雖不能隨母親到鄉下長期居住，但“抽空去住幾天”的感覺，在童年的鄉村記憶中，是一種抹不去的深層印象。特別是因祖父科場案發，到鄉下避難的“幾個月光陰”，雖短暫，然而在少年魯迅的心靈抹上的記憶色彩，則是濃濃的一筆。正如魯迅的好友瞿秋白所說的那樣，鄉村的生活，使魯迅“和農民群眾有比較鞏固的聯係。他的士大夫家庭的敗落，使他在兒童時代就混進了野孩子的群裏，呼吸著小百姓的空氣。。所謂“野獸性”，實際上就是瞿秋白所說的“紳士階級的貳臣”的那種“叛逆性”，也就是說，魯迅的鄉村想象和鄉村書寫，是以傳統社會的“叛子逆臣”的身份來認識、把握和敘述的。他站在先覺悟者的立場上，在發現中國曆史“吃人”真相的同時，進一步發現了眾多的、主要是生活在中國鄉村的不覺悟者--農民如何“被吃”，又怎樣地在不知不覺、一代又一代的“吃人”中形成愚昧、麻木和無知的性格和心理特征。他將這種性格和心理特征，更為形象地定性為“奴性”，即奴隸性和奴才性，由此揭示出這群“古國的子民們”的精神長期被毒害的狀況。
按照魯迅對中國曆史特性的獨特認知和理解，中國的曆史實際上是一部奴隸的曆史。在這當中，“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整個中國的曆史隻不過是在“暫時做穩了的奴隸”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兩個時代中交替和循環。在魯迅眼中，“奴性”性格和心理，使中國人，尤其是長期居住在廣袤鄉村（含鄉鎮）中國的“鎮”（鄉鎮、城鎮）乃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鄉鎮，而非西方城市化進程中的鄉鎮、城鎮。即便是中國的城鎮，甚至是城市，它的鄉土特性依然是明顯的，特別是在精神方麵、文化性格和心理方麵。在魯迅看來，前者是奴隸性的表現，後者是奴才性的表現。的心理奧秘。
在小說《祝福》魯迅對祥林嫂的描寫中，就可見出他的鄉村想象和鄉村書寫的一些特點：
日子很快的過去了，她的做工卻毫沒有懈，食物不論，力氣是不錯的。人們都說魯四老爺家裏雇著了女工，實在比勤快的男人還勤快。到年底，掃塵，洗地，殺雞，宰鵝，徹夜的煮福禮，全是一人擔當，竟沒有添短工。然而她反而滿足，口角邊漸漸的有了笑影，臉上也白胖了。
祥林嫂在經曆了一係列的人生打擊之後，人也變了樣，“眼光也沒有先前那樣精神了”。然而，在她聽了柳媽的話，到鎮上土地廟捐門檻之後，她“神氣很舒暢，眼光也分外有神，高興似的對四嬸說，自己已經在土地廟捐了門檻了”。
在魯迅看來，祥林嫂的困境並不在單純的物質層麵上，而是在深層的精神層麵上、心理層麵上。祥林嫂們無法擺脫，也無法從根本上去認真地思考怎樣去擺脫（在小說中，祥林嫂是聽人擺布的，並沒有自己的主張，盡管她是逃出來的，但在失去兒子後則完全喪失了自主性）命運的束縛。在一個靜態的鄉村社會中，祥林嫂們隻能是麻木地、周而複始地聽任命運的擺布，甚至是“甘願”成為奴隸。以往人們總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用階級鬥爭的話語來判斷祥林嫂的所謂反抗精神。其實，即便說祥林嫂具有反抗精神，也都隻不過是在為維護自己卑微的奴隸身份和處境而努力，她實際上從來就沒有想過要為改變自己的身份和命運而鬥爭過。魯迅對祥林嫂的描述，十分注重對祥林嫂幾次為維護自己的身份、處境而努力之後的精神變化，即在獲得在魯四老爺家打工和聽了柳媽的話，捐了門檻之後的神情，祥林嫂為“暫時做穩了奴隸”的位置和身份而感到欣慰。當然，我們並不能一味地去指責祥林嫂為什麼不去反抗，為什麼不去改變自己的身份和命運，因為在中國鄉村的靜態圈內，人心彼此隔離，人人都明哲保身，維護常態，維護既定的秩序，又怎能一味地去指責祥林嫂們不作為呢？何況作為鄉村婦女，按照魯迅的說法，她們是壓在社會的最底層，身上因襲的重擔更是格外的沉重，她們又怎樣去有所作為呢？費孝通說：“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製下成了生於斯，死於斯的社會。常態的生活是終老是鄉。鄉村常態生活使人彼此隔離，與外界更是隔絕。因此，對靜態的鄉村觀照，魯迅的鄉村書寫就重點放在了對長期蟄伏在鄉村中的國民精神變異的高度關注上。《故鄉》中童年夥伴的那種純真情感，在一聲“老爺”的呼喚中煙消雲散。“老爺”所帶來的不再是童年的天真無忌，而是發自內心深處的精神麻木。《藥》裏麵的華老栓一家的精神麻木，則更是顯示出鄉村“奴隸們”的愚昧、麻木和無知之狀。《離婚》中的愛姑，雖然性格潑辣，對丈夫、公爹開口閉口敢罵“小畜生”、“老畜生”，連鄉紳地主老爺也不放在眼裏，但蟄伏在她性格深處的仍然是一種被壓抑的奴性，在所謂堅強的外表和行為背後，則是她性格的懦弱和內心的張皇失措。魯迅深刻地發現了她的這一性格弱點，描寫她最後的屈服與妥協，就是最好的腳注。愛姑寄希望於所謂知書達理的人“會講公道”的心理認知，除了社會不公正的因素之外，就要算愛姑們的心理不自信了。因為奴性的特征之一，就是對自身的十二分的不自信。最為突出的是《阿Q正傳》對阿Q奴性性格和心理的刻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