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鄉村想象與書寫中展開對國民性的深刻批判，揭示農民的精神苦痛。他在小說集《破屋·序言》中說，他的鄉村書寫是要描繪出“在鄉間的破屋裏、涼亭下”的人們“永遠的黑暗”，描繪“破屋下的夢又驚醒”了的“受傷的靈魂”。在他對鄉村的總體觀照和敘述當中，有辛勤一世、勞作一世，又貧困一世的老八，最終葬身雪地的悲慘描述（《孤獨的人》），有在鄉村日益頹敗中不得不背井離鄉，最後病重身亡的鄉民（《還鄉》），更有與魯迅在《藥》中所揭示的那群愚昧的鄉民（《隔離》），有逆來順受、心甘情願地做所謂順民的老狗……沿著魯迅所提出的“改造國民性”的主題思路，巴人也將鄉村書寫對準了掙紮於鄉村社會底層的阿Q們。《疲憊者》中的運秧、《雄貓頭的死》中的雄貓頭、《孤獨的人》中的白眼老八，就是巴人鄉村敘述中阿Q家族係列形象。通過對這群阿Q式鄉民形象係列的刻畫，魯迅的鄉村苦難書寫（特別是精神苦難）的表意係統，在巴人這裏完成了最終的構築，並由此走向成熟。
由鄉村苦難書寫向啟蒙書寫進發，是魯迅及“兩浙”作家的鄉村想象與鄉村書寫的行進路線。對眾多不覺悟的農民進行最廣泛的思想文化啟蒙，不僅是現代作家的社會責任，同時也是啟蒙敘事的審美價值核心。在這一書寫模式中，魯迅及其“浙東鄉土作家”的鄉村書寫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十分注重對鄉村公共場景的刻畫，如魯迅小說中的“鄉場”、“祠堂”、“酒店”、“船內”等，其目的在於發掘鄉村封閉的“場”，是如何潛移默化地影響長期蟄居在鄉村的人的思想、情感、心理和行為的，從中找到改變鄉村公共場景的基本思路；二是在發現少數的先覺悟者與眾多的不覺悟者的尖銳對立當中，探尋如何拯救眾多的、仍在“萬難破毀”、“絕無窗戶”的“鐵屋子”裏昏睡的國民的對策。在魯迅及“浙東鄉土作家”看來，既然鄉村批判是“改造國民性，重鑄國民魂靈”的重要能指對象，那麼，鄉村人物的性格缺陷、心理變異、精神麻木，就是啟蒙書寫所要展現的重點。無論是客觀地再現鄉村公共場景，還是主觀地想象鄉民內心苦痛，最終目的也隻能是一個，即如何切中近代以來積弱積貧的要害，完成啟蒙者“拯救中國”的宏大夙願。於是，在鄉村啟蒙敘事當中，魯迅及“兩浙”作家通過藝術典型化的方式，不遺餘力地“撕去假麵”、“攻打病根”，揭露以鄉民（農民）為代表的國民劣根性，暴露國民的弱點：愚昧、麻木、無知、保守、迷信、弄權、獻媚、自私……由此，人們看到的是阿Q的愚昧、華老栓的迷信、閏土的麻木、孔乙己的迂腐、祥林嫂的孱弱、單四嫂子的空虛……其他的“浙東鄉土作家”也基本上是沿著魯迅指引的方向，將國民弱點展現在國人的麵前的。如王魯彥在《阿長賊骨頭》中對阿長性格弱點的刻畫，巴人在《剪發的故事》中對老牛迂腐行為的描寫，都顯示出魯迅所確立的鄉村啟蒙書寫的特點。
在“改造國民性，重鑄國民魂靈”宏大目標指引下，魯迅及“兩浙”作家的鄉村想象與鄉村書寫，具有鮮明的“宏大敘事”的特征，其認知來源基本上還是晚清以來的現代性想象。也就是說，這種想象方式和敘事模式，秉持了晚清以來有關現代民族國家想象的基本風格。盡管在具體的描述當中，攝取的主要還是鄉村社會的片斷和細節，但這種想象和書寫仍然不可避免地帶有“國家想象”、“國家思維”的特點。魯迅及“兩浙”作家的鄉村想象與書寫總體及其所對照的世界，內核所指的則是近代以來積弱積貧的國家主體，在這當中所形成的“改造”和“重鑄（拯救）”主題，有學者認為，近代以法國大革命為代表的“解放的承諾”和以黑格爾為代表的“真理的承諾”這兩種“宏大敘事”，對現代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自然就具有自梁啟超以來有關中國國家新的風貌想象特點，並形成新文學“宏大敘事”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