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篇集中“暴露國民弱點”的小說中，魯迅寫出了一貧如洗的阿Q在與趙太爺、假洋鬼子，甚至是與王胡、小D的衝突中，永遠處在失敗者地位的尷尬處境。盡管魯迅對阿Q的處境和命運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但是，魯迅對阿Q的奴性性格和心理的批判力度則是空前的。阿Q從不承認自己失敗的結局和命運，對自己的奴隸地位采取了令人啼笑皆非、難以置信的粉飾和辯解，或者“閉眼睛”的方式，根本不承認自己的愚昧、落後和被愚弄、奴役的事實，沉醉於毫無根據的自尊之中。“我們先前--比你闊多了啦！你算是什麼東西！”這種自大的心理，深藏在其背後的則是“奴性”性格和心理的極度自賤。在剛剛挨了假洋鬼子的哭喪棒，挨了王胡的一陣拳頭，蒙受了“生平第一件的屈辱”，阿Q很快就像“完結了一件事”，就忘卻了一切，而且“有些高興了”，因為他將所受到的屈辱，又很快地轉移到比他更弱的弱者身上去了。這種“奴性”性格和心理，還表現在他對趙太爺一類統治地位的高度興趣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失意的阿Q是奴隸、得意的阿Q則是奴才。中國鄉村的極度閉塞性，使阿Q們的奴性始終不能獲得自我改造而徹底革新，即便有機會讓他“革命”，甚至是“革命”造反成功，隨之而來的也是一個新的“舊世界”的複原，一個奴役和被奴役命運現狀的周而複始的惡性循環。無論人們在阿Q的性格上將會產生什麼聯想，也無論阿Q的“精神勝利法”還會有什麼“超時代”的“永恒價值”，都無法改變阿Q這群始終是“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的奴隸、奴才的失敗、屈辱的生存狀態。隻要人們作不切實際的精神幻想、精神勝利，進而屈服於現實、屈服於命運，就必然成為現實和命運的奴隸。
魯迅的鄉村想象與鄉村書寫，以空前的憂患意識、博大的心靈，承擔了中國鄉村巨大而沉重的曆史、文化負荷，並以先驅者的啟蒙身份，在自己的鄉村想象和鄉村敘述當中，第一次完整地構築了中國新文學的鄉村書寫譜係，構築了具有啟蒙性質的表意係統，從而形成了中國新文學鄉村敘事的兩個優秀傳統：苦難書寫和啟蒙書寫。
文學想象和書寫並不能重構曆史，也不是現實的簡單翻版。魯迅所確立的新文學鄉村想象與書寫模式，不是完全客觀地對應中國鄉村的落後之狀，也不是完全再現中國鄉村生活的原貌，而是以一種想象性的書寫方式，對中國鄉村既定的曆史進行回溯、反省，進行現代闡釋。魯迅確立的新文學鄉村苦難書寫和啟蒙書寫模式，是一種超越於有限曆史之上的民族寓言和啟示錄，F.傑姆遜教授通過中西文學的比較方式，認為魯迅的小說是“民族寓言形式”寫作的一個典型代表。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寓意了整個民族的生存、發展、前景和命運等諸多的精神命題，同時也喚醒了新文學作家那種深藏在心靈深處的土性意識，即便是“僑寓”都市，在記憶深處也是保存著一份對鄉村的濃濃情懷。換言之，他們始終情係鄉村、心係鄉村，鄉村成為他們魂牽夢縈的寄寓對象，是“鄉愁”衝動的情感之源。新文學最早的一批鄉土作家--“浙東鄉土作家群”，他們走上文學之路，就與他們的鄉村記憶、鄉土情懷分不開。他們在關注中國鄉村的生存境況和前途命運時，始終都是將審美聚焦對準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寫出他們平凡而卑微生活的悲歡離合，寫出他們遭遇物質與精神雙重壓迫的心理困境。
在苦難書寫模式中，受魯迅的影響，“兩浙”作家（主要是“浙東鄉土作家”）十分注重鄉村生活困境的描寫。他們像魯迅一樣，注重將書寫的重點放在農民精神生活困境和苦難的揭示上。像被茅盾稱之為“成績最多的描寫農民生活的作家”許傑，就注重通過對浙東鄉村原始習俗的描寫，寫出了“一個原始性的宗法的農村”和“一個經濟勢力超於封建思想以上的變形期的鄉鎮”之狀（如《慘霧》中的原始械鬥、《賭徒吉順》中的典妻惡俗），寫出了由吉順、大白紙（小說《大白紙》中人物）為代表的鄉民精神上的貧困和苦難。所以，茅盾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都是畸形的人物，他們在轉型期的社會中是一些被生活的飛輪拋出來的渣滓。對於長期居住在鄉村的農民來說，他們視野的狹窄、思想的禁錮、生活的封閉，除了地緣因素影響之外，最主要的就是他們精神上的隔膜所致。正如費孝通分析中國鄉村生活境況時所指出的那樣：“極端的鄉土社會是老子所理想的社會，‘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精神隔膜是造成精神灰色生活和精神苦難的根源之一。許傑曾在《漂浮·自序》中說：“實在說一句，因為現在的大多數的‘兩腳動物’，還沒有覺悟到是沉浮在灰色的人生中，聽大力的命運的支配而受苦呢！這便是無靈魂的人生。”在《台下的喜劇》、《賊》、《到家》等小說裏，他就十分注重對鄉村社會的這種“灰色的”、“無靈魂的”人生苦難進行描寫，揭示鄉村裏的無同情心、無愛心的醜陋窘態。王魯彥也是一樣，他對浙東濱海鄉村社會的描述，典型地反映出了在外來工業文明的侵蝕下，鄉村社會的世態炎涼和人心隔膜，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心理苦痛和精神傷害。小說《黃金》就突出地揭示了陳四橋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和勢利。史伯伯的前後遭遇，不是一般地反映鄉村社會人們的性格心理，而是折射出中國鄉村社會在現代文明境遇中人的心理深層次變異。在類似的描述中，王魯彥都將意識聚焦在鄉村社會對現代文明的不適應性，以及由此帶來的精神苦痛上。《一個危險的人物》、《岔路》、《阿卓呆子》、《自立》、《屋頂下》、《鼠牙》、《惠澤公公》等小說，對中國鄉村社會生活，特別是人的精神生活描述，幾乎可以說是中國鄉村社會和人的精神苦難史。難怪不少研究者更樂意將王魯彥的鄉村想象與魯迅的鄉村想象相提並論。如茅盾就指出，盡管王魯彥與魯迅有所差別，但他們對“一些本色中國人的天經地義的人生觀念”的描述則是一致的，所不同的隻是魯迅要“強烈”些，而王魯彥則是善於描寫在現代文明的侵蝕下，這些本色的“已經褪落”的現狀。巴人的鄉村敘述，在描述鄉村苦難當中，注重剖析鄉民麻木的靈魂，勾勒鄉村社會的頹敗與騷動。他自覺地以魯迅為榜樣，魯迅當年發表小說《阿Q正傳》時，署名為巴人。出於對魯迅先生的崇拜，巴人（王任叔）也將“巴人”作為自己的筆名，他說自己是“冒剽竊魯迅筆名之罪”。後來，王任叔就一直把“巴人”作為他的筆名。他曾經說：“我們為文藝學徒，總覺得魯迅先生是文壇宗匠，處處值得我們取法。”參見：《魯迅風·發刊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