汩餘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
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屈原：《離騷》
屈原在這裏選擇了花草、日月、春秋等係列意象，通過想象書寫了個人的抱負。這在中國古典文學的書寫譜係中，成就了一種傳統的想象程序：花草喻美人、春秋代秩序、日月顯生命。自然、靜物、時間、歲月、生命，在這裏是合而為一、融為一體的。在古典的想象和書寫譜係中，時間意識與自然生命，以及與社會性的人生價值等都是密切相關聯的，如曹操在“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背後，則是“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豪情。同時，古典的想象和書寫，也是與君王為代表的國家意識緊密聯係在一起的，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一詩：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
非無江海誌，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
當今廊廟具，構廈豈雲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
在這裏，個人的命運、理想，人生價值的確立，基本上是圍繞以君王為代表的國家理念而展開的，隻有通過君王、國家的想象媒介，方能真正地獲得對人生、對自我的浩大、廣袤的宇宙情懷。因此，在古典文學中，人們常常可以看到兩種最重要的自我情感想象和情感書寫：第一種是報國無門、忠君無路的情感書寫。如辛棄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
楚天千裏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休說鱸魚堪鱠，盡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見羞，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揾英雄淚！
詞中的自我情感想象與書寫，是將個體的感受與國破家亡的意識聯係在一起的。個體由自然的“秋”、“水”、“落日”、“流年”、“風雨”等而展開的想象，與報國無門、忠君無路和憂國憂民的情懷，是緊密地對應在一起的。
第二種則是個人失意、懷才不遇的情感想象和書寫。如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個體情感抒發不是孤立的行為，同樣是要在與“天地”（也可以說是民族、國家的寓意）的對應中展開想象和書寫的，這樣才能通過生命的感悟而獲得浩大的宇宙情懷。因此，古典文學的想象和書寫，總體上不能突破“和諧”的審美圓圈，所選的自然之物、所寄情的能指對象，都不僅僅隻是詩人的主觀生命的寄托象征，而是要與整個中國文化、美學崇尚德和善，崇尚群體性、倫理性的審美主張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從中顯示特定的倫理性人文價值涵義和審美精神。
然而，在從古典的“和諧”向現代的“對立”、“崇高”演變發展當中，“兩浙”作家則展現出對古典的群體性、倫理性審美原則的反叛，提出了與之相對立的個體性、主體性的原則。不論是魯迅的“任個人而排眾數”，還是鬱達夫的“自我抒情”，都是突出了主體與對象之間（客體）的強烈對立。無疑，個體的覺醒是主體走向自覺的前提之一，也是獲得突破古典“和諧”審美想象張力的前提之一。因此，“兩浙”作家在這種“對立”、“崇高”審美形態上所形成的想象張力，最大限度地將近代以來有關建構新的民族國家的意識聯係起來，並由此形成了新文學的兩大想象與書寫譜係：一是鄉村想象與書寫譜係，二是都市想象與書寫譜係。前者是從認識傳統中國的鄉土特性和創造性轉換傳統因子的審美感知中，確立新文學的元敘事係統；後者則是在認識現代文明特性中，使新文學審美價值係統成為超越傳統，與世界文化、文學發展主流對接的主導性審美要素。
。在“兩浙”作家想象和書寫譜係當中，鄉村是鄉土中國的載體和文化象征，它與象征著現代中國的都市是處在對立之中的。同時，在對鄉村落後文明的苦難敘事和精神批判當中，鄉村又寄寓了對逝去的傳統文明的一種複雜情感，而在都市想象和書寫當中，都市又成為文明弊端的批判對象。這種複雜、矛盾的審美悖論，對“兩浙”作家來說，當“鄉村”和“都市”作為審美意識聚焦點時，思想就愈加顯得張力無限，想象的空間也愈加寬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兩浙”作家對“鄉村”和“都市”兩大想象與書寫譜係的構築，凸現了新文學認同新文化、新道德、新思想的審美價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