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與以“兩浙”為主體的江南文化審美意識有著內在的關聯，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兩浙”區域為中國新文學貢獻了一批重量級的作家。從審美風格上來看，以“兩浙”為主體的江南文化，孕育了“兩浙”作家獨特的文化性格和獨特的文化審美意識，有學者以龔自珍的“一劍一簫”詩句來形容“兩浙”區域江南文化性格，這有一定道理。龔自珍在道光三年（1823）作的題為《漫感》詩中雲：“絕域從軍計惘然，東南幽恨滿詞箋。一劍一簫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在《湘月·壬仲夏泛舟西湖》中雲：“怨去吹簫，狂來說劍，兩樣銷魂味。”在《己亥雜詩之九十六》詩中雲：“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形成了“兩浙”作家特有的“剛”（精細堅韌）和“柔”（柔婉飄逸）並濟的詩性審美品格，從而使他們能夠以一種全新的審美姿態出現在現代文壇上，並與傳統倫理道德的重重壓抑和屏蔽下的古典創作及文風形成強烈對比，進而能夠以白話文這種新型的創作和文體形式，充分地袒露現代中國人的心靈情感，展現現代中國人的精神風采，顯示新文學的“實績”。
周作人在《地方與文藝》一文中曾談到“兩浙”文化性格及其所形成的風格，他指出：
現在隻就浙江來說吧，浙江的風土，與毗連省份不見得有什麼大差，在學問藝術的成績也是仿佛，但是仔細看來卻自有一種特性。近來三百年的文藝界裏可以看出有兩種潮流，雖然別處也有，總是以浙江為最明顯，我們姑且稱作飄逸與深刻。第一種如名士清淡，莊諧雜出，或清麗，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覺可喜。第二種如老吏斷獄，下筆辛辣，其特色不在詞華，在其著眼的洞徹與措語的犀利。在明末時這種情形很是顯露，雖然據古文家看來這時候文風正是不振，但在我們覺得這在文學進化上卻是很重要的一個時期，因為那些文人多無意的向著現代語這方麵進行，隻是不幸被清代的古學潮流壓倒了。浙江的文人略早一點如徐文長，隨後有王季重張宗子都是那飄逸一派的詩文的人物；王、張的短文承了語錄的流，由學術轉到文藝裏去，要是不被間斷，可以造成近體散文的開始了。毛西河的批評正是深刻一派的代表。清朝的西泠五布衣顯然是飄逸一派，袁子才的聲名則更是全國的了，同他正相反的有章實齋，我們讀《婦學》很能明白他們兩方麵的特點，近代的李蓴客與趙益甫的抗爭也正是同一的關係。俞曲與章太炎雖然是師弟，不是對立的時人，但也足以代表這兩個不同的傾向。
周作人對“兩浙”文化性格和藝術審美風格的認定，是富有見地的。他以“飄逸”和“深刻”來對“兩浙”的文化性格與美學風格進行高度概括，總體上來說是比較能夠道出“兩浙”文化的審美特質的。所謂“飄逸”和“深刻”，實際上也就是“兩浙”文化詩性審美品格的表現，表明它具有“剛”（精細堅韌）和“柔”（柔美飄逸）並濟的美學特征。
丹納在論述意大利繪畫藝術特征時認為，意大利文化所呈現出來的意大利民族的精神狀態、精神修養和文化性格，構成了“意大利人心靈的深刻的結構”，而這種結構則對意大利成為文藝複興的發源地，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同樣，“兩浙”文化及其所具有的“剛”“柔”並濟的詩性審美品格，對“兩浙”作家的影響也是極為深刻的，它使“兩浙”作家在進入新文學的行列時，總是能夠以一種全新的審美姿態出現在文壇上，與傳統倫理道德的重重壓抑和層層屏蔽下的僵化創作及陳腐文風形成強烈的對比。的痛苦狀況，而且也真誠地體現了現代中國人對以“愛”和“美”為代表的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的熱烈向往和執著追求。尤為突出的是，在文化轉型的特定時期，“兩浙”地域文化對“兩浙”作家美學理想的孕育和影響，使他們獲得了從現代性的角度，確立重新書寫中國曆史、社會、文化和人生的獨特審美視角，同時也使他們的創作成為中國文學由古典向現代轉換的標誌。“兩浙”作家以江南文化的審美維度來審視現代中國的社會變遷、文化轉型和精神狀態、心理變化，反而能夠避開中心區域正統文化（或曰中心文化）的重重束縛，透過思考傳統文化的內在隱喻，發現被曆史裹挾著的中國人的精神苦痛和心靈的真切感受，精細、精美和精湛地傳達出現代中國人由意義危機而產生的心靈困惑，以及不甘於滯後的心理。可以說，由地域文化孕育而成的“兩浙”作家的詩性審美品格，不僅展示了他們自身深廣的心靈世界，而且也展露了整個中國在現代化演進中的精神脈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兩浙”作家的美學理想和創作實踐，指引著20世紀中國由鄉土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由封閉形態轉向開放形態、由古典審美意識轉換為現代審美意識的時間遷移路徑與空間結構模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