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從研究方法上，傳統的實證研究方法基本上采用“小樣本案例研究”的方法，本研究除了應用上述方法外，還采用了“大樣本的統計研究”的方法。本書選取了代表我國不同的兩種典型區域經濟模式的浙江杭州（內源型經濟）和廣東東莞（外源型經濟）兩地為樣本對象進行了對比研究。
第三節 研究意義
一、理論意義
本研究在理論上的主要意義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對本地嵌入的概念和內涵進行了係統性和動態性的界定。這對於厘清當前相當混亂的“嵌入”概念，具有一定的貢獻。並且，通過實體要素和效應要素的劃分，以及實體要素分析維度和關鍵效應要素的界定和量化工作，為進一步研究本地嵌入的其他相關問題（本地嵌入與創新關係、本地嵌入與績效關係等），以及不同地方和對象之間的本地嵌入的評價與對比（如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的對比，不同來源國跨國公司之間的對比，跨國公司與本地企業之間對比等）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再者，關於跨國公司本地嵌入內在動態路徑的界定，可以為未來對於跨國公司本地嵌入演變研究提供分析工具的借鑒。
（2）在關於多理論視角整合研究方麵作了一定嚐試。當前，無論在全球價值鏈理論，還是產業集群理論和跨國公司理論，盡管對於企業成長和區域發展都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和合理性，但是同時也存在不足的地方。一些學者（Nadvi &Halder 2002；Lee & Chen，2000；Schmitz，2006）開始在探索是否存在不同理論之間進行溝通和整合的可能性，尤其是對於前兩者的整合性研究。本書以關係為分析的微觀基點，以及采用多主體博弈的微觀視角，著眼於動態過程，為三種理論的整合提供了一個可取的切入點。
（3）關於跨國公司本地嵌入的失效和網絡外移機理研究，同樣是基於本書提出的整合分析框架而展開的。雖然仍屬於探索性研究，但是該研究問題和研究思路的提出有望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4）基於整合性視角的研究結論，有利於與產業集群理論、全球價值鏈理論和跨國公司理論形成了有益的對話，從而在一定程度補充和推進了各相關理論的觀點。具體見於第五、六章的小結與進一步討論部分。
二、實踐意義
在實踐應用層麵來看，本研究結果對於地方政府的政策取向和跨國公司的海外經營決策具有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
（一）對於地方政府的實踐意義
隨著我國產業集群發展戰略和自主創新戰略的實施，如何借力於外資，通過促進跨國公司的本地嵌入來發展地方經濟，本研究的結論提供了較重要的參考價值和現實指導意義。具體體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樹立政府權變角色的觀念。本研究的結論表明，不應該停留在政府“有用論”或是“無用論”的簡單之爭。跨國公司的本地嵌入並非是自主性和自動性行為，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政府是可以有所為的。本地嵌入在不同階段會表現出不同的目標衝突問題，對不同目標衝突問題的解決凸顯了不同動力的主導作用。而不是簡單地說，政府作用主導，還是企業作用主導。隨著本地嵌入的不斷演進，政府角色或作用方式也不斷變化。一般來說，在後進國家，在當地產業基礎環境還不完善的時候，在其他地方化力量有限的情況下，政府的政策幹預（無論是強製性還是激勵性政策）都是非常必要的。隨著本地區位優勢從地理性因素向創新性因素轉變，政府的作用方式可以變為間接性手段。在具體某一階段，政府的角色應該具體視當前所處的過程階段以及外部多方影響因素和主導力量的具體情況而定。
第二，強調製度創新的作用。根據本研究，關於製度對本地嵌入的影響，應該避免“是與否”的簡單結論，而應該以一個動態演化的角度來看待，超前或滯後都可能失效。製度的動態性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曾經起著積極作用的製度，但由於路徑依賴等原因，可能會成為未來的阻礙因素，即製度鎖定。二是本地嵌入過程在不同階段，會麵臨不同外部情境，需要相對應的製度環境。因此，沒有永遠有效的製度，也要避免簡單的“製度照搬”的做法。區域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更需要不斷的製度創新。在一個快速變動的發展過程中，如何應因外部環境的變動作出製度安排和調整成為影響地方發展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