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跨國公司本地嵌入形成與發展過程受到本地區位因素、全球價值鏈因素和跨國公司內部因素三方麵的影響。同時，跨國公司本地嵌入過程中可能存在著多方主體的目標衝突。跨國公司本地嵌入行為明顯反映出“非自動性”、“非自主性”和“複雜性”特征。因此，本地嵌入可以視為多方主體互動博弈的結果。從動態視角，綜合表現為“四個博弈主體”在上述三方麵情境（跨國公司內部網絡、本地區位環境和全球價值鏈特征）的互動作用下，形成“四大演進動力”和“三大演進模式”。四個博弈主體包括跨國公司母公司、子公司、當地政府和本地企業；“四大演進動力”指跨國公司的整體戰略部署，子公司的自主行為，地方政府推動、本地企業成長；“三大演進模式”則分別指跨國公司與地方政府博弈下的本地嵌入演進模式，表現為從強製性製度環境到激勵性製度環境的轉變，以及從地理性區位優勢到創新性區位優勢的轉變；母子公司互動下的本地嵌入演進模式，表現為子公司成長與本地網絡關係的共同演進；全球價值鏈下的本地嵌入演進模式，表現為宏觀層麵上區域在全球價值鏈中位置的演進和微觀層麵上本地企業與跨國公司的博弈均衡變化。在本地嵌入整個過程中，上述各種演進動力和演進模式，並非獨立並行，相反，在本地嵌入過程的不同階段，四大演進動力的作用力是交替和變化的。三大演進模式也並非是獨立並行的，而是呈現出交替主導的組合關係。具體的主導組合關係是因應彼時彼刻所處的外部情境環境而定。
在上述演進機製下，本地嵌入在內涵層麵也表現為實體要素層麵和效應要素層麵共同演進的過程行為。事實上，內涵層麵的“連接關係”和外在層麵的“多方博弈”共同構成了本地嵌入概念和行為理論建構的微觀基點，同時也成為整合產業集群理論、全球價值鏈理論和跨國公司理論三種視角的微觀基礎。
（3）跨國公司本地嵌入表現為多方主體的互動博弈，博弈結果既可能出現上述“演進式”的有效“均衡解”，也可能表現為“無效解”。跨國公司本地嵌入失效同樣呈現出過程階段性特征，主要表現為本地不結網、網絡封閉、網絡學習效應差三種階段類型。“本地嵌入失效”博弈結果的出現既可能是在有意識下，雙方談判實力不均的博弈結果；也可能是某些主體（尤其是本地化力量主體）無意識博弈的結果。我國跨國公司本地嵌入的失效原因通常主要表現為五種類型：第一，中介機構建設落後和社會關係非本地化的雙重困境，導致合作信息傳遞渠道效率的低下和覆蓋範圍的有限。中介機構和市場建設的落後和外企與本地人的社會人際關係欠缺往往成為導致外資企業本地不結網以及網絡封閉的重要因素。第二，全球價值鏈的不平衡治理關係，對試圖嵌入全球價值鏈的本地企業的技術能力、財務能力和供應鏈管理能力要求大大提高，無形中提高了本地企業的進入門檻。第三，商業規範與慣例的差異往往導致跨國公司本地網絡的封閉性，從而阻礙本地嵌入效應要素，特別是本地社會資本的形成。第四，從效應要素角度來看，製度厚實的缺失大大限製了跨國公司的本地嵌入程度，也影響了跨國公司本地嵌入的持續和演進。第五，內外資企業隔離的製度往往阻礙了外資企業的結網行為、外資企業的升級，以及本地企業的成長，這反映了本地嵌入過程中存在的“製度扭曲”和“製度鎖定”風險。
（4）由於外部因素的變動，如跨國公司的戰略重定位、區位集聚不經濟和區域間競爭等，已經發生本地嵌入的跨國公司很可能會麵臨外移壓力，出現“消退”
行為，即網絡外移。與跨國公司本地嵌入演進機理相比，跨國公司網絡外移表現出不同的決策機理。第一，決策思考基點的變化：從“長期合作”規劃轉變為“短期生存”考慮。第二，演進動力變化：演進階段表現為母公司、子公司、地方政府與本地企業的交替組合與主導；而消退階段則主要表現為母公司與本地企業的互動博弈。第三，社會資本和網絡權力的角色變化：在無外移壓力情況下，社會資本起著先導性作用，網絡權力起著強化性作用；在有外移壓力情況下，網絡權力起著決定性作用，而社會資本起著緩衝性作用。網絡外移模式可以概括為六種：追逐網絡、延伸網絡、重建網絡、垂直整合、在地升級和保持不變。社會資本與網絡權力在不同的情境因素（一是新投資地的產業環境，二是網絡成員目標的一致性）下，影響了跨國公司網絡外移模式的選擇。不同的網絡外移模式會對地方產業網絡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不同情境下的不同決策思考模式，再次說明了應該從動態發展的角度來考察跨國公司本地嵌入的周期階段問題，針對不同階段遇到的突出問題采取針對性措施，沒有“萬靈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