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結論與跨國公司理論的對話主要在兩個問題上：第一，母子公司關係和子公司的當地成長是否能促進跨國公司的本地嵌入？第二，子公司是否有在地轉型和升級的可能性，什麼因素可能會影響這種可能性？
對於第一個問題。以往大多觀點認為，本地成長好、從事高附加值活動的子公司更有利於促進本地發展。如果把這種促進作用稱為“溢出效應”，那麼成長好、從事活動附加值高的子公司的確代表更好的“溢出源”。然而，最終“溢出效應”的大小還取決於“溢出渠道”的存在及其效率。溢出渠道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子公司成長與本地嵌入的相關性。關於跨國公司因素與本地嵌入的關係，已有研究出現不同程度的爭論和彼此抵觸的證據。部分研究得出了負麵的證據，如Boehe（2004）圍繞跨國公司子公司與東道國創新係統的關係，通過對巴西四個跨國公司的案例研究，認為技術實力強和角色重要的子公司並一定與東道國創新係統發生聯係。上述研究結論意味著，子公司的本地成長情況與本地嵌入（至少在科研院校的技術連接關係方麵）不存在必然關係。子公司的競爭力和經營業績與其對當地產業發展的貢獻不是同一回事。這與White（2003）的研究結論一致。另一方麵，楊友仁等（2005）在有關投資蘇州的台灣電子信息業企業的實地訪談研究中發現，大陸子公司的自主權（尤其是零部件采購權）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企業的本地化網絡關係的建立程度。麵對上述爭論，其實我們可以把跨國公司的影響因素劃分為子公司經營成長與母子公司關係兩個方麵。
關於兩者之間的關係，有關子公司角色演化的相關文獻就指出，子公司良好的經營績效並不能保證子公司角色的提高和任務委派的擴大，子公司的自主性行為也起著關鍵性作用。從現有文獻來看，子公司經營成長並不必然促進本地嵌入的演進；相反，體現子公司角色地位的子公司的經營自主權等因素，以及影響母子公司關係的母公司戰略動機更直接影響到跨國公司的本地嵌入行為。本書的實證結論給上述的理論演繹提供了部分證據。對於子公司成長與本地嵌入的關係，本書的證據表明，兩者關係並不明顯，除了價值活動範圍影響了網絡文化和網絡主控權外，其他與子公司經營成長相關的指標（如品牌、研發）對效應要素和實體要素指標沒有顯著影響。相反，反映母子公司關係的指標（子公司自主權、內部往來關係，以及母公司給予戰略資源和知識資源的投資戰略動機）都很大程度上正麵顯著影響了本地嵌入，尤其是實體要素。當然，跨國公司理論認為，子公司的良好業績表現有助於提高子公司的角色與地位，但是子公司的角色演變並不僅僅由於子公司的經營業績，最終還需要取決於母公司的戰略部署，其中涉及母子公司之間的相互博弈關係。上述跨國公司理論觀點和本研究的實證結果可以提供以下啟示，即不能僅僅關注子公司的本地經營成長情況，更要關注子公司與母公司之間的關係。前文第三章所提及愛爾蘭政府直接代表本地子公司到母公司總部進行遊說的做法，實際上就是地方政府參與到了母子公司的博弈關係之中。
對於第二個問題。跨國公司能否在當地進行轉型和升級，本研究並沒有提供直接證據，但可以間接進行一些回應。本研究的描述性統計表明，盡管經過了平均9年左右的經營，在杭州和東莞兩地的跨國公司在價值活動類型（大多集中在加工和代工生產）和子公司自主權（除了人力資源管理自主權超過中間值“一般”外，其餘都低於“一般”）兩個方麵的表現都並不理想。隨著經營時間的推移，跨國公司是否會把高端環節轉移到本地，母子公司關係是否會發生變化，本研究統計分析並沒有提供正麵的證據。隻是在一些個案中（如第四章的上海大眾例子），發現在地轉型與升級的成功例子。至於什麼因素可能會影響這種可能性，本研究隻是提供了個別線索，即競爭性環境對於本地嵌入的效應要素有著正麵的顯著影響；同樣在第四章有關上海大眾的案例研究也顯示，競爭性環境的出現是上海大眾本地嵌入過程中的完善階段的重要推動因素之一。這在某種程度上支持如下觀點：一個公平開放、充分競爭的本地市場環境是影響跨國公司成長、升級和本地嵌入的重要區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