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路徑依賴性來看，證據是正麵和負麵參半。負麵證據主要來源於兩地的跨國公司本地嵌入程度與經營時間沒有相關關係，這說明了本地嵌入形成的“路徑依賴性”也並非沒有條件，也非自發的。正麵證據來自統計結果中顯示了本地嵌入的內在路徑的存在性，以及效應要素的外在影響因素中本地區位要素的顯著作用上。效應要素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區域性資產。培育學習型環境，留住外來資本，積累本地社會資本，地方性力量是可以有所為的。當然，良好地方性因素條件的建設和培育也許並非易事，至少不是短期內可以做到的，但本研究的結果至少為本地嵌入的可能行動空間提供了部分證據。因此，從路徑依賴性來看，本研究給學習區域的觀點提供了部分支持。
（二）與全球價值鏈理論的對話
本章有關本地嵌入的影響因素的假設檢驗結果，基本上不支持全球價值鏈因素的影響作用。但應該注意的是，本書有關全球價值鏈因素變量設計，隻有跨國公司所處全球價值鏈的類型與位置的衡量指標，並沒有包括投資區域（或本地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角色因素指標。對此，可以從兩個實證證據來對該因素的作用進行探討。首先，在有關杭州和東莞的比較分析中注意到，在杭州的本地區位因素並不優於東莞的情況下，投資杭州的跨國公司傾向於選擇“重建網絡”
模式，與當地企業合作程度更高。再者，在有關成員嵌入3（與本地企業合作關係比例）的影響因素回歸分析結果中發現，隻有本地區位因素（創新性因素顯著正相關，製度性因素顯著負相關）產生顯著影響。但是從有關杭州和東莞兩地在本地嵌入影響因素的比較方差分析結果看到，杭州和東莞在本地區位因素方麵並沒有顯著差異（見表6．18）。由此，對於杭州地區更偏向“重建網絡”模式，一個最有可能的解釋就是杭州的本地經濟發育程度高於東莞，杭州有著大量的本地企業，而東莞當地產業網絡絕大部分企業是外資企業組成的，本地製造業企業發育非常滯後。這導致杭州（及本地企業）全球價值鏈的區域角色高於東莞，成為投資杭州的跨國公司本地嵌入程度更高的一個重要原因。從這點來說，當前全球價值鏈因素對於杭州和東莞兩地的本地嵌入的影響，主要不在於跨國公司本身所處的全球價值鏈的類型和環節特征，而關鍵在於本地企業與跨國公司之間的“技術接近性”，即本地企業在技術知識水平方麵與跨國公司的接近性。這一方麵成為本地企業與跨國公司建立合作關係的重要前提條件，另一方麵，也有利於增加本地企業和地方政府跨國公司的談判實力，從而進一步促進跨國公司的本地嵌入。
再者，結合上文關於本地嵌入實體要素各維度的配對T 檢驗（表6．15），垂直方向的本地嵌入程度通常高於水平方向。本地企業與跨國公司的產業接近性是影響跨國公司本地嵌入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對於反省過去甚至當前一些外資政策做法提供證據。比如，一些地方的出口加工區和工業園區往往不分產業類別，而將外資企業引進來安置在同一個地方。但事實上，由於外資企業之間，以及外資企業與本地企業之間缺乏產業上下遊的垂直配套關係，因此這些區域往往隻停留在“企業紮堆”而非“集群”的狀況。綜上所述，本地企業與跨國公司之間的“技術接近性”和“產業接近性”成為全球價值鏈因素對本地嵌入影響的關鍵性因素。
由此看來，基於“技術接近性”和“產業接近性”，而不僅僅局限於“地理接近性”的引資策略是促進跨國公司本地嵌入和地方產業發展的重要思路。
（三）與跨國公司理論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