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地理接近與地方發展。
關於地理接近性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地理接近對產業集群和地方發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地理接近與其他類型接近的重要性比較問題。對於第一個問題，已有許多文獻指出，地理上的接近性有利於靠近資源（包括原材料、人力資源等）從而降低了成本，短距離提供了組織及人員之間近距離的接觸，從而有利於隱性知識的傳遞等（Howells，2002），不少實證也表明了這一點（如Jaffe et al，1993；Audertsch &； Feldman，1996），同時地理接近性也有利於促進基於地緣的接近性的形成。但是，過多企業在過於狹窄的地區範圍內集中也可能導致對資源的過度爭奪，帶來資源獲取成本的升高，降低了原有的成本優勢。麵對上述分歧，一些學者提出地理接近性既非集群經濟產生或學習創新環境形成的必要條件，也非充分條件（葉慶祥等，2006）。對於第二個問題，關於不同類型的接近性在集群發展中所起作用，已有的研究產業集群的文獻中提及的大多是地理接近特征，其他類型接近性（如組織接近、認知接近、製度接近、社會接近）①隻是在地理接近的環境基礎上來進行考察，並沒有很好控製彼此的幹擾作用。一些學者則直接從“接近性”視角探究地理接近與其他類型接近性，提出組織接近性、關係接近性、認知接近性等其他類型接近性更為重要。
本研究的結論給上述爭論補充了一些經驗性證據。對於地理接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問題，本書的實證結論顯示，網絡關係的地理接近（即本書的地理嵌入指標）對本地嵌入效應要素的影響不明顯。隻有在生產信息來源關係的地理接近上才對信息共享有顯著影響，其他重要關係（如與供應商、客戶、技術信息關係）的地理接近都沒有顯著正麵影響。甚至，與供應商關係的地理接近反而對信任產生顯著負麵影響。當然，由於本研究的對象樣本隻局限於杭州和東莞兩地，單憑本書的實證結果並不能輕率地否定地理接近性的重要性。但是至少表明，地理接近性並非在任何時候和所有情況下都是重要的，在杭州和東莞的當前階段，地理接近對於跨國公司本地嵌入（特別是當地社會資本的形成）的作用很有限。其中可以從本研究統計分析找到的可能證據是：當前跨國公司在當地的投資動機主要集中對低成本生產要素的尋求上，並且從事的價值活動範圍有限，主要集中於加工或代工生產，品牌和研發等高附加值活動有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跨國公司可以通過邀請原有合作夥伴一起投資當地而達到地理嵌入的要求（無論這種行為是自發的還是當地政府的強製性要求）。對於地理接近與其他類型的接近性的作用比較，如果把關係嵌入類似等同於“關係接近”，把與原有合作夥伴關係比例視為“組織接近”的近似指標，那麼與地理接近相比，關係接近和組織接近對於跨國公司本地嵌入更為重要。從這個角度來看，本研究的結論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有關其他類型“接近性”相關研究的觀點與主張。
第二，學習區域的現實性。
學習區域的觀點基本上是從知識的產出與流動出發，對區域經濟發展提出解釋。該理論認為，區域經濟發展動力來自企業持續的創新，這有賴於人員間頻繁接觸、信息交換，即所謂學習活動。這些學習曆程在彼此信任的基礎上，不斷累積與強化，塑造了區域隱性而不可取代的知識（林俊甫，2001）。從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角色來看，後進國家和地區可能存在機會在外商投資和世界分工中累積和學習知識，在區域內形成社會機製，成為區域性但又全球連接的產業區，實現本地經濟發展的學習與追趕。這些都體現了全球視角下“學習區域”的觀點。
學習區域觀點的兩個核心概念是“嵌入性”和“路徑依賴性”（林俊甫，2001）。從跨國公司本地嵌入的視角來看，“嵌入性”概念主要是強調了本地區域學習效應的形成與學習機製的社會嵌入程度；“路徑依賴性”概念則著重從動態視角強調了學習區域形成的因果性和時間累積性，即前階段的累積逐漸成為一種製度性的基礎力量而影響後續的互動關係。這裏主要從上述兩點出發來回應學習區域觀點。本書在這兩點上提供了不一致的證據。
從學習的嵌入性來看，證據是負麵的。在有關本地嵌入內在路徑的回歸分析中，可以看到，屬於成員嵌入維度的各項指標中，與本地嵌入的效應要素存在顯著關係的隻有“與原有合作夥伴比例”指標（對四個效應要素都產生顯著影響）和“與其他國家外商的合作關係比例”指標（隻對網絡文化產生顯著影響）。另外，從有關成員嵌入各指標的描述統計結果來看，與本地企業的合作關係比例最低。這些統計結果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前階段，外資企業與當地企業與機構的學習效應是非常有限的，即使當地存在區域學習效應，也隻是存在於原有合作網絡之中，或者外商企業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