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可能在於投資杭州的跨國公司相對較大比例來源於歐美國家，同時杭州的本地企業配套環境相對比東莞好一些。這與本書第六章第四節關於杭州與東莞的對比分析結論是一致的。
成員嵌入影響因素的統計結果可以看出：
第一，與相同國籍企業合作關係比例，和與其他國家跨國公司合作關係比例這兩項成員嵌入指標的影響因素中，隻有跨國公司內部因素顯著相關。內部往來關係同時影響二者，而市場銷售自主權顯著正麵影響了與相同國籍企業合作關係比例，財務管理自主權則顯著負麵影響了與其他國家跨國公司合作關係比例。
第二，我們特別關注與原有夥伴合作關係比例以及與本地企業合作比例這兩個指標。可以發現，與原有夥伴合作關係比例同時受到跨國公司內部因素和本地區位因素的影響，而與本地企業合作比例隻受到本地區位因素的影響。這一點與實體要素的其他維度基本受跨國公司內部因素影響的結論有很大差異。
另外，跨國公司內部因素中的企業規模和內部往來關係負麵影響了與原有夥伴合作關係比例，這意味著實力強的企業可能更有能力單獨進行對外投資。至於創新性區位因素，它同時正麵顯著影響與原有夥伴合作關係比例和與本地企業合作比例兩個指標，表明了良好區位環境無論對於外資的區位選擇行為（如外資在本地的集聚）和成員嵌入（如推動本地企業嵌入到跨國公司生產網絡）都有助益。但製度性因素則跟與本地企業合作比例顯著負相關，原因可能在於如第五章論述中所指出的，當前一些地方製度會不利於跨國公司的本地嵌入，甚至產生阻礙作用。
綜合上述關於本地嵌入實體要素的回歸結果，可以跟效應要素影響因素進行一下比較，存在以下異同點。
不同點：①與影響效應要素的主要因素是本地區位因素不同，影響實體要素的主要因素是跨國公司內部因素，但本地區位因素也起到部分影響。原因在於跨國公司在實體要素層麵的本地嵌入行為，相對來說具有更大的自主性，與企業的戰略動機行為更直接相關；而效應要素更多的是一種行為效應，具有事後性，因此跨國公司內部因素的影響相對更間接，本地的區位因素影響更為明顯。
跨國公司內部因素指標在影響實體要素和效應要素上存在差異。影響實體要素的內部因素中主要是子公司自主權；而影響效應要素則主要是公司的價值鏈活動範圍。這反映了“本地實施型”子公司有利於效應要素的形成，而“本土生根型”子公司則更有利於實體要素的形成。這一研究結論進一步回應和深化了4．3．2節關於母子公司互動下的本地嵌入演進模式的相關論述。在本地區位因素中，地理性因素、創新性因素、製度性因素和競爭性環境都對效應要素產生了正麵影響；但對實體要素來說，競爭性環境沒有影響，而製度性環境則體現出對於本地企業合作關係比例的負麵影響。
相同點：①全球價值鏈因素對二者都沒有產生顯著影響。這一點有待進一步深入考察。本節的實證結果再次驗證了本地區位因素的重要性，這與一些學者（White，2003）認為跨國公司內部因素和非本地因素起著主導作用，而本地因素影響不大的結論有些出入。此研究結論的不同恰恰反映了本研究將本地嵌入劃分為實體要素和效應要素的研究構思的合理性和必要性。②本研究結論說明跨國公司內部因素和本地區位因素都發揮著作用，相反全球價值鏈這一非本地因素卻沒有顯著影響。對於統計結果中全球價值鏈因素指標都不顯著，有兩種可能性解釋：第一，當前階段，跨國公司對我國大陸的投資主要是集中於生產基地型的投資，在全球價值鏈中基本上處於邊緣性或低端環節。在邊緣位置，價值鏈類型和環節的差別帶來的影響沒有很大區別。這也從某個側麵反映了全球價值鏈治理關係的複雜性（楊友仁，2006），不能僅僅著眼於全球價值鏈的整體性，還要深入到價值鏈的具體環節層麵。第二，本書關於價值鏈指標設計中，仍沒有把跨國公司與本地企業之間的博弈關係變量很好考慮進去，而通過間接方式驗證。這一點將在下一節中進一步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