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嵌入本身具有動態性和過程性。當初，國內許多地方，如東莞和蘇州昆山通過地方性製度創新建立了有利於招商引資的製度環境，但到今天，隨著國內外市場環境的變化，以及外資企業的逐步成長，原先一些製度反而成為外資企業進一步本地嵌入的阻礙。本地製度與跨國公司本地嵌入行為動態匹配的錯位會導致本地嵌入的失效。
第二節 跨國公司生產網絡外移決策機理
如果說本地嵌入演進是跨國公司在沒有外移壓力情況下的本地嵌入行為的話，那麼網絡外移則著重探討跨國公司麵臨外移壓力情況下的網絡決策行為。
網絡外移可以包括市場銷售網絡，研發網絡，生產網絡等的外移。這裏，我們著重討論的是生產網絡的外移問題。
對於同樣成功構建本地產業網絡的跨國公司，在麵臨外移壓力時，為什麼一些企業會選擇繼續根留當地升級發展，而另一些則選擇脫離原有產業網絡而外移呢？相對應地，網絡外移是必然的，還是未必的？網絡外移時，本地嵌入的內外在機理又是如何？再者，跨國公司生產網絡外移對於地方產業網絡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一、跨國公司網絡外移的表現
生產網絡外移方式一般表現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子公司逐漸減少與當地的經濟社會聯係，而改為與外地企業或組織建立關係。這種情況下，子公司沒有離開本地。比如，子公司改為從外地采購原材料或者把生產任務外包給外地企業，以降低生產成本。舉例來說，美國矽穀的一些外資集成電路設計企業就把生產任務外包到台灣等地企業代工生產。再如，原先具備強大國際競爭力的意大利的紡織服裝業集群，由於麵臨發展中國家的紡織服裝業的低成本競爭，在20世紀90年代經曆了從純粹依賴出口等國際化形式發展到“再布局（relocation）”策略。這個“再布局”表現為：把簡易的生產環節國際化，保留複雜生產環節在國內；把低端產品生產國際化，保留高端產品在國內；把生產環節外移，把研發和品牌管理保留在國內。這種轉變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當地大小型企業之間和上下遊企業之間的關係，減少了低端環節的本地聯係，而外移到外地①。第二種情況，子公司離開本地，並且停止了與當地的往來關係。第三種情況，子公司離開本地，但仍然保留著與當地的往來關係。第一種情況屬於本地交易關係變為一種跨地域貿易關係，而第二、三種情況則涉及子公司自身區位轉移及其帶來的網絡外移問題。
如果將跨國公司網絡外移放在跨國公司內部網絡、本地區位和全球價值鏈三個尺度來看，跨國公司網絡外移綜合表現為三個層麵，即微觀層麵的跨國公司跨界生產網絡組織的重構，中觀層麵的地方產業網絡的改變，以及宏觀層麵的全球價值鏈的空間調整。以部分台灣企業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投資東南亞國家到90年代和本世紀初逐步外移到大陸的現象為例。在微觀層麵上，表現為台灣企業跨越台灣、東南亞和大陸三地的生產網絡。在三地的分工上，通常來說，台灣主要負責研發、總部管理和小量試產，東南亞主要負責相對較高層次產品的大量和少量生產，大陸則主要專注於較為成熟產品的大量生產。在中觀層麵上，表現為東南亞一部分國家地區由於大量如台灣企業的外資企業外移，出現當地產業網絡整體規模停滯不前，甚至衰落；另一部分國家地區的外資企業把部分相對中高端的生產環節根留當地，而把低端生產環節轉移到大陸，從而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當地生產網絡的升級。以馬來西亞檳城為例，當生產條件與環境有所轉變時，如勞動力成本上升、缺工等現象發生，再加上1997年東南亞金融風暴和大陸的“吸金”效應，出現了一些外資企業結束當地投資，或縮小生產規模的趨向（周素卿，陳東升，2001）。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應對大陸及其地方的區位競爭，當地州政府持續扮演主導性角色。隨著檳城發展局（PDC）等機構的成立、“多媒體超級走廊計劃”等措施的實施，檳城在某種程度上保留並且提升了當地跨國公司的價值活動，繼續推動著當地產業網絡的發展。在宏觀層麵上，對於外資企業外移後當地產業網絡出現“空洞化”的地方來說，意味著當地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全球價值鏈，而被其他新的地方所替代；對於外資企業外移後當地生產網絡繼續發展的地方來說，則至少意味著當地穩住了其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但是此時全球價值鏈在空間分布範圍上已經得到了進一步拓展，未來可能麵對著越來越激烈的區位競爭。當然，還有一種情況，即跨國公司外移後，當地產業網絡不僅穩住了嵌入時的位置，而且成功實現了當地產業網絡的升級和在全球價值鏈上的位置爬升，如台灣就是典型的例子。當年投資台灣的美資和日資企業，後來迫於成本壓力繼續外移到東南亞和中國大陸。但是這一波的外移並沒有遺棄台灣，台灣反而實現了在地升級，並成功走上了國際化道路。在當今電子信息業全球價值鏈的“核心-半邊陲-邊陲”的空間分布格局中，台灣穩居“半邊陲”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