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電子化技術平台有助於供應商提高倉儲、物料管理的效率，但基本上並不改變“買方零庫存”的治理模式所內含的不平等權力關係。在這樣的供應鏈關係製度下，第二、三層的供應商需要麵臨更大的存貨風險（楊友仁和夏鑄九，2004；Chen，2003；Hines et al，2000；Yang，2006）。這無形中大大提高了對供應商的財務能力和供應鏈管理能力的條件要求。許多本地企業很難高效率高質量低成本地對企業生產進行組織，因此也就不具備與外資企業對話與協作的基本條件。
事實上，上述全球價值鏈不平衡治理結構的特征出現在越來越多的行業（Hines et al，2000）。這些特征無疑大大提高了發展中國家本地企業嵌入全球價值鏈的初始門檻。它不僅要求潛在供應商具備一定的技術能力，而且需要具備一定財務能力和管理能力。對於發展中國家企業來說，這是一個不小的障礙，無形中也造成了外資企業在本地的供應體係成員往往限於原有企業或其他技術較為先進的外資企業，即出現網絡封閉現象。
（三）商業規範與慣例的差異
以投資大陸的台灣企業為例。彈性與速度被認為是台灣企業的國際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所在。而上述彈性與速度的實現與台灣企業的商業規範和慣例密切相關。台灣企業的上下遊之間的交易往往可以不需要簽訂正式合同，而是通過口頭等非正式合約來實現。這樣的交易模式無疑需要很高的信任度和長期合作關係才能實現（Yang，2006）。這與台灣企業之間非常濃密的人際網絡所起到的非正式治理作用是相互搭配的。
相反，與大陸廠商以及其他國家廠商合作，由於雙方缺乏足夠的了解與信任，往往需要簽訂正式的法律合同。另外，大陸廠商往往沒有形成對彈性與速度等足夠重視，而這是台灣企業在國際市場長期錘煉下所形成的。這無疑給雙方的合作帶來許多摩擦，一定程度上會削弱台灣企業的競爭力。
企業間長期關係對於台灣企業的整個供應鏈績效起著重要的作用。由於與原有網絡成員的長期合作關係，彼此之間已經形成許多包括默契、信任、感情等無形的社會資本。這些都是企業低成本與高質量的重要保證。如果更換新的合作夥伴，是需要冒風險的。
由此可見，出於上述考慮，如果投資地同時存在原有合作夥伴，或者是相同國籍的企業，在相同條件下，外資企業寧願保持原來的合作關係或選擇與相同國籍的企業合作。在這種情況下，隻有本地企業提供的交易合作條件大大優於外資企業的原有或相同國籍企業（如價格更優惠，質量更有保證等等），否則難以打進外資企業的網絡中。
況且，與新合作成員的磨合往往需要較高的成本和較長的時間。在當地已經存在大量現成合格的配套企業的情況下，跨國公司並沒有動機來從事技術移轉，它們寧願從本地外商購買或是進口材料，而不想花時間去培植本地企業。如果當地大量企業主要是外資企業投資形成，則會形成局限於外資企業間的網絡合作關係。
已有研究往往提到，日本的企業和中國台灣的企業由於企業文化的關係，海外投資往往是整體性移動，或者優先考慮本國企業。美國企業則有所不同，整體性遷移現象較少，這可能也跟美國企業本身的商業係統更具有開放性有關。其中的不同可能與不同國籍或地區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不同核心競爭力有關。對於日本企業和中國台灣企業來說，生產製造環節一直是其國際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因此，在跨國發展中，無疑同樣非常強調這一優勢的保持。相對來說，美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同時會體現在品牌和核心技術方麵，這樣的核心競爭力結構使得美國企業的生產網絡具有更大的開放性。在跨國擴張中，美國企業在不泄漏核心技術機密的前提下更願意納入新的網絡成員。由此看來，商業規範與慣例的差異對於不同國籍企業的本地嵌入產生的影響程度可能是不一樣的。
（四）製度厚實的缺失
在有關產業集群與地方發展的相關理論中，非常重視“製度”因素的作用。
Amin（1999）從區域的視角提出“製度厚實（institutional thickness）”的概念，認為區域發展必須有相關製度的配合，這些製度應該能夠加強區域網絡發展、鼓勵協商，並且維持學習與適應。周誌龍（2002）通過整理，認為製度厚實包括：①機關團體與組織；②機關組織間的互動；③集體代理的文化；④共同倫理和價值的形成；⑤共同未來願景的發展。這裏的製度是指廣義的製度，包含正式與非正式製度，正式製度在於建立區域產業環境、相關法令規範與產業政策，營造良好的產業基礎設施，維持必要的生產環境；而非正式製度則偏重於學習、適應與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