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國的矽穀、意大利的Emilia‐Romagna、德國Barden‐Wurttemberg、日本東京的大田灣以及台灣新竹科技園等地區為代表的地方產業集群，都有著深刻的製度、文化和曆史背景，集群內部有著獨有的價值觀、信任、慣例、創新氛圍等難以模仿的要素（邊泰明和麻匡複，2005）。這些非正式的製度因素是產業網絡成員之間形成集體學習與創新機製的重要前提。
但與上述地區產業集群多屬於自發性和內源型的不同（按照產業集群的主體來源和動力來源不同可以分為四種類型，如表5．1），作為外來者的跨國公司，在本地嵌入中遇到的製度厚實問題可能有所不同。對於一個已經形成產業文化和創新氛圍的地方來說，如浙江一些內源型產業集群，其本身已經具備一定的製度厚實。在這種情況下，跨國公司本地嵌入所麵臨的問題，主要是跨國公司與當地已有產業文化慣例相融合的問題。對於一個原先不具備產業基礎和產業文化的地方來說，如一些外源型產業區，或者通過政策規劃形成的開發工業園區，最初根本無製度厚實可言。在這種情況下，更多是在跨國公司參與的基礎上形成的。但是，製度厚實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並不容易產生。需要跨國公司與本地網絡成員之間正式和非正式的長期互動。在跨國公司與本地企業原先缺乏社會聯係的前提下，隻有跨國公司與本地企業形成貿易性依賴關係後，才有機會進一步建立非貿易性依賴關係。而非貿易性依賴關係則是製度厚實的重要內容。
以東莞清溪鎮電子信息產業集群為例。清溪鎮電子信息產業集群的形成，缺乏曆史文化根基，是由大量外資企業（主要是台資）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遷移至當地形成的，屬於典型的外源型集群。這種特征決定了集群內欠缺本地嵌入所必需的，與產業相關的製度安排、社會曆史文化、風俗、隱含經驗類知識、關係網絡等區域特定要素。盡管形成了較齊全的上下遊產業網絡，但是整個產業網絡很大程度上並非嵌入於當地的社會製度文化環境中，具有明顯的“飛地”特征（楊飛，2004）。另外，無論是本地企業，還是外資企業，建廠時間仍有限，很多外資企業的供應商關係、朋友關係都來自境外，而在本地缺乏彼此之間的了解、溝通，缺乏信任。在這樣製度稀薄和社會資本欠缺的環境下，跨國公司與本地企業容易停留在生產投入的貿易性關係層麵上，而缺乏基於信任和共同網絡文化下的信息交流與學習，更不用說學習區域和創新環境的形成，當然跨國公司也缺乏對當地的非貿易性依賴。比如，為了切進台商在東莞大量集聚形成的生產網絡，一些大陸下遊的信息企業將其生產線建立在台商集聚的區域。例如聯想、清華同方、長城等企業都將生產基地從北京南移到東莞、深圳等地。然而，大陸客戶與台商之間的關係僅止於產品的買賣，彼此之間並無建立生產網絡合作關係。
這種情況下，雙方的直接知識交流也是有限的。從效應因素角度來看，跨國公司的本地嵌入也是有限的，也影響了跨國公司本地嵌入的持續和演進。
（五）內外資企業隔離的製度障礙
如果說製度厚實更著重於論述製度的正麵效應的話，則本小節著重論述製度的負麵效應。本地嵌入涉及更廣泛的社會製度層次，體現為地方製度和體製的轉化過程。外資企業的進入會衍生出正式與非正式的地方性製度。製度變遷本身具有路徑依賴性，路徑依賴有可能會由於報酬遞增而促進生產力發展，但也有可能導致製度性鎖定（楊友仁和夏鑄九，2005）。比如，當初有利於招商引資的製度，在今天反而成了外資企業本地嵌入的製度障礙。同樣，為了解決某一階段性本地嵌入失效而設計的製度可能成為下一階段本地嵌入的製度障礙。
造成內外資企業隔離的製度障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阻礙了外資企業的結網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