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動態角度著眼，跨國公司本地嵌入演進機製表現為四個主體（跨國公司母公司、子公司、本地企業和當地政府）在不同情境下（跨國公司內部網絡情境、本地區位環境和全球價值鏈特征）的互動作用，形成四大演進動力（跨國公司的整體戰略部署，子公司的自主行為，地方政府推動、本地企業成長）和三大演進模式。跨國公司與地方政府博弈下的本地嵌入演進模式，表現為從強製性製度環境到激勵性製度環境的轉變，以及從地理性區位優勢到創新性區位優勢的轉變；母子公司互動下的本地嵌入演進模式，表現為子公司成長與本地網絡關係的共同演進；全球價值鏈下的本地嵌入演進模式，表現為宏觀層麵上區域在全球價值鏈中位置的演進和微觀層麵上本地企業與跨國公司的博弈均衡變化。在上述演進機製下，本地嵌入在內涵層麵也表現為實體要素層麵和效應要素層麵共同演進的過程行為。在本地嵌入過程的不同階段，四大演進動力各自的作用力是會交替和變化的，三大演進模式也並非是獨立並行的，而是呈現出交替主導的組合關係。具體的主導組合關係是因應彼時彼刻所處的外部情境環境而定。上述本地嵌入演進的過程機製邏輯在上海大眾案例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二、進一步討論
從上述研究結論，可以進一步得出以下幾點啟發，同時也回應了理論和實踐上的一些爭論。
（一）關於本地嵌入的動力爭論
在有關跨國公司本地嵌入的動力問題上，一直存在著政府主導還是企業主導之爭。項後軍（2004）就把外資主導型區域和本土經濟主導型區域的跨國公司的本地嵌入性差異歸因為不同的動力機製，前者的主要動力是地方政府，後者的主要動力是本地企業及企業家；並且認為由政府主導來培育與外企之間的互信與社會資本，其有效性與可持續性是值得質疑的。但另一方麵，當年韓國和我國台灣經濟的成功起飛，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對外資的幹預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何看待上述觀點的分歧呢？僅僅是如一些觀點所稱，由於不同曆史階段下的不同國際環境對政府政策空間的決定結果嗎？本章的研究結論給上述爭論提供了一定的解釋。除了國際環境外，其實，本地嵌入本身的過程階段起著關鍵的影響。不同階段，本地嵌入會表現出不同目標衝突問題，對不同目標衝突問題的解決凸顯了不同動力的主導作用。而不是簡單地說，政府主導，還是企業主導。比如，在上海大眾的例子中，在初建階段和發展階段，地方政府與跨國公司的目標差異成為主導衝突問題。在此階段，其他地方性力量仍未發育起來，上海市政府的適當直接政策幹預對於上海大眾的本地嵌入推進起著關鍵的作用。在完善階段和擴大階段，子公司的當地成長需要以及當地汽車配套產業的日漸成熟，成為了上海大眾以及後來其他跨國公司汽車公司本地嵌入的主導動力。隨著跨國公司本地嵌入從非自主性行為轉變為自主性行為，從非自動性行為轉變為自動性行為，其中的動力機製也發生相應變化。從這一點上可以說，在跨國公司本地嵌入問題上，政府是可以有所為的。
（二）關於政府的角色爭論
在肯定政府作用之餘，還存在另一個爭論，即政府的作用應該體現為什麼角色？是強製性直接幹預角色，還是激勵性間接調節角色？事實上，本章分析表明政府的角色隨著本地嵌入的不斷演進，其角色或作用方式也應該不斷變化。一般來說，在後進國家，在當地產業基礎環境還不完善的時候，即起步發展階段，其他地方化力量仍十分有限，政府的政策幹預（無論是強製性還是激勵性政策）都是非常必要的。隨著本地區位優勢從地理性因素向創新性因素的轉變，政府的作用方式可以變為間接性手段。這樣有兩個好處：第一是讓市場機製成為主導機製，而避免政府失靈問題的發生；第二，可以減少政府采取直接甚至強製性手段所需付出的更大的談判籌碼成本。但正是在這一點上，並非所有地方政府都有充分認識。現實中往往出現：政府在該施力的時候，沒有意識到；在不該施力的時候，出於某些原因進行不適當幹預。結果就出現了政府角色錯位問題。如果不細加分析，就容易簡單得出政府“有用論”或“無用論”的片麵觀點。這也是一直以來有關政府角色爭論的根源之一。當然，政府“應不應該”采取某種角色和“能不能”采取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如果說“應不應該”涉及“是否做正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