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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往的政策操作層麵上看，國內城市體係的建立和城市的進一步發展離不開小城市的發展，其在轉軌過程之中，規模經濟的作用遠勝於大城市，並日益明顯和突出，可以緩解甚至解決一定程度上轉軌帶來的陣痛。同時，省會城市普遍存在的土地規模經濟表現相當突出和尖銳，加劇了資本與民生的矛盾，也削弱了資金規模經濟的作用，因此，大城市規模的限製在一定程度上又存在著大量的反對聲音。
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目前，在新經濟地理理論下，規模經濟在城市發展集聚的初期能夠促進城市發展和集聚，但是隨著規模不斷擴大至臨界點，就會在“虹吸效應”下引發人口與資源的擁擠與低效率調配，進而抵消規模經濟。但是，省會城市作為各省或各地區經濟增長的引擎，同時又是參與區域競爭的主要代表，規模經濟在其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省會城市的擴大對於維持其競爭優勢是必然選擇。隨著經濟逐漸進入新常態，當前，我國省會城市所麵臨的變革來自兩個方麵：一是投資和粗放式規模發展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維持，大城市亟待轉型升級，小城市則麵臨著人力資本存量逐年走低的窘境；二是隨著互聯網經濟時代逐漸深入發展，傳統的經濟壁壘被進一步打破，又為城市發展，尤其是率先擁抱互聯網科技的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
二、優化省會城市及直轄市規模首位度的政策建議據此，針對新常態下傳統發展模式轉變和經濟轉型的需求，對於東部和中西部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規模首位度的提高應當做到因地製宜，對症下藥。
（一）東部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的相關政策建議東部省份應提高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的集聚力，發揮其龍頭帶動作用。東部省會城市就傳統的人口衡量標準而言已經不具有相應的優勢，但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麵的規模要素綜合起來，省會城市依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省會城市和直轄市依舊應當具有相應的“省會意識”，就規模布局方麵確立更高的標準和要求。如２０００年，杭州提出發展“省會經濟”，依托省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獨特區位資源，通過以生產要素的集聚和經濟輻射的功能，促進全省經濟持續協調快速發展。２００７年，山東省提出打造省會城市群經濟圈，力圖通過濟南市發揮省會優勢，發展省會經濟，構建區域性的金融、科技、物流和人才中心，在不斷增強綜合經濟實力的同時增強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力，發展省內周邊區域。
省會城市應當建成影響力強的特大城市。特大城市不僅表現在人口規模和地理範圍，而是更多體現在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高端形態，必須更加注重提高發展質量、打造核心競爭力、構築特色優勢，把特大城市效應發揮出來。特大城市首位度的提升必須放置於國家的格局與視野中進行判斷，積極承擔國家戰略中的重要職能，在更大的範圍內優化資源配置，在更高的層次內集聚優質資源，提升作為省會城市的輻射帶動效應，謀求在城市結構體係中的優先地位。
·２２８·第十七章優化各省會城市及直轄市規模首位度的政策建議其一，省會城市應當進一步放寬外來人口落戶政策，全麵取消高層次人才落戶限製，全麵推行居住證製度，吸引外來人口進入城市；在“招兵買馬”的同時，加快自身建設和國家戰略對接，積極提升與輻射城市的聯係與交流，承接來自輻射城市的優質資源，提升自身吸引力，加快基建、衛生等因素的發展，真正實現“留得住人才”的戰略目標，提高作為特大城市的影響力和國內地位。
其二，東部地區的省會城市應當提高其經濟規模的首位度。一方麵，謀求更為科學合理的投資結構，提高吸引外資進入高端製造業和服務業的能力，有效實現投資由土地回報驅動向資金回報驅動的實質性轉變。隨著東部地區省會城市人口規模逐漸喪失其首位性，均衡發展進一步對省會城市和直轄市就投資方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於量化指標帶來的收益逐漸熄火，如何穩中向前，逐步適應新常態下規模首位度優化轉變的節奏，實現經濟規模與結構兼優的首位度，是目前發達地區省會城市所麵臨的問題。而蘇州、東莞等一些新興城市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這個問題，即最大限度利用市場的力量，政府隻作為引導資金、管理秩序的“有限的手”，而大部分的市場決策由市場上的競爭者獨立完成，從而實現資本的優勝劣汰，實現資本結構的優化升級；另一方麵，如何滿足消費市場規模的穩定增長，是當今省會城市所麵臨的規模首位度問題中最為突出的一麵。隨著投資與出口的“熄火”，消費再一次被列為新常態下拉動經濟發展的首要力量，但目前，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消費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嚴重限製，主要體現在省會城市的住房成本上，這一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於土地財政問題得到解決。隨著“國進民退”等言論再一次甚囂塵上，政府如何在麵臨財政壓力的基礎上，實現減稅、穩房價等目標，從而解放消費壓力，提振消費水平，穩步經濟增長的新基調，已經成為當下最為考驗省會城市和直轄市政府製定政策能力和水平的難點。
（二）中西部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的相關建議中西部省份夯實中小城市人口承載能力，實現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格局。目前，對於中西部地區的省會城市和直轄市而言，規模的絕對優勢使得其已經逐漸成為一省之內在短期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但是長期來看，一個地區發展水平的高低依舊在於城市間的均衡發展。這其中，規模的絕對優勢便可能犧牲周圍地區經濟發展和本身之內中小城市的發展，進而抑製了本區域經濟的轉型發展。
因此，區域製定發展戰略時，需要權衡考慮短期和長期之間，實現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格局。
·２２９·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其一，中西部地區應當圍繞省會城市繼續擴大其規模，進一步實現並最大化其規模效益。根據曆年來文獻分析總結的有關結論，我國中西部地區依舊處於規模經濟遞增較為明顯的地區，原始投資所帶來的回報率遠遠高於東部地區，包括基建發展水平、醫療水平、教育水平等綜合因素比較弱，所帶來的規模回報也相對東部較為顯著。
隨著東部地區逐漸進入投資由量向質階段的發展，中西部地區的政策紅利與規模紅利逐漸顯現出來，同時，省會城市天生所具有的首位度優勢使得省會城市逐漸成為中西部承載投資、人口、資源等要素集聚的重點城市，其規模首位度決定了其調控優勢和政策把握。因此，中西部地區省會城市和直轄市應當積極在有關政策指導下實現人口紅利和規模優勢，確保對於要素，尤其是新興要素的吸引力，從而積極應對省會城市間競爭，提高應對新常態的能力。
其二，中西部地區應當利用首位度就城市輻射進行未來規劃布局。為了實現協調發展，保障中小城市的發展潛力，省會城市在充分利用其優勢進行規模擴張時，也應當注重輻射功能的構建。首位城市輻射功能的有效性取決於城市與周邊地區的聯係、對接與發展政策的一致性，在規模首位度的前提下，首位城市應當就其周邊地區的城市職能予以必要的明確，建立以首位城市為中心，要素資源向周邊輻射的城鎮化體係，確保大中小城市的協調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合理推進。
（三）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的相關政策建議總之，提高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規模首位度需要考慮多方麵的因素，不僅包括城市所在的區位、發展狀況、規模積累等既定因素，還需要考慮城市的經濟發展階段、經濟發展藍圖等戰略性因素。東部地區的先進性決定了東部地區的規模首位度已不再以人口和資源的集聚效應為主，而應當轉向優化其投資規模和外資吸引力，開拓市場潛力，提高對外交流的規模等多方麵考量結果的綜合性標準，實現新常態下進一步穩中有變的規模經濟發展。中西部地區則依舊依賴於投資等因素帶動其發展，首位城市的職能依舊在於發揮虹吸效應和輻射效應能力，帶動周邊城市和地區的發展，同時也應當注重長期進程中充分發揮首位度優勢，積極引導中小城市的發展。中西部地區應既不盲目照搬東部地區發展戰略，也不依賴過去的粗放式規模擴張，真正實現因地製宜的均衡發展目標。
三、本章小結針對新常態下傳統發展模式轉變和經濟轉型的需求，對於東部和中西部省會城·２３０·第十七章優化各省會城市及直轄市規模首位度的政策建議市及直轄市的規模首位度的提高應當做到因地製宜，對症下藥。東部省份應提高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的集聚力，發揮其龍頭帶動作用。東部省會城市及直轄市依舊應當具有相應的“省會意識”，就規模布局方麵確立更高的標準和要求。中西部省份夯實中小城市人口承載能力，實現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格局。中西部地區應當圍繞省會城市繼續擴大其規模，進一步實現並最大化其規模效益，並應當利用首位度就城市輻射進行未來規劃布局。
·２３１·第十八章優化各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產業首位度的政策建議一、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產業首位度分析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產業首位度的實現往往得益於國內的政策因素。新中國成立後，計劃經濟的實施使得國內一開始在產業布局等方麵率先選擇少數交通方便、產業基礎相對於其他城市更好的城市作為增長極點，重點將其作為中心城市發展，這些中心城市往往被界定為省份的省會城市。作為傳統中心，其較為堅實的產業基礎和相對較為便利的產業發展條件，使得其成為最初的重工業發展基地，其中尤以東北地區為盛，如沈陽、哈爾濱、長春等地均是國內重工業發展的搖籃基地。另外，中西部地區包括武漢、包頭、蘭州、西安、太原、鄭州、洛陽、成都等地也在國內政策傾斜下率先成為發展重工業的省會城市。縱使隨著時間推移，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中期至７０年代初期開始了“三線建設”，使得大部分發展中心向西部地區進一步轉移，相當數量的傳統重工業依舊布局於原有基礎較好的省會城市之中，這更為後期發展的中心城市聚集產業企業的局麵埋下伏筆，使得省會城市周邊地區工業力量日漸衰弱，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化進一步加深。
現在，隨著區域間競爭日趨激烈，各地政府出於對產業、人口、資源等方麵吸引力的考量，往往會將更多的資源集中投入到中心城市，這就是當下大部分中西部地區所麵臨的政策傾斜所導致的不均衡發展。它使得省與省之間的競爭逐漸過渡到省會與省會之間的競爭。它們均具有良好的產業基礎和較為齊全的配套設施，對於國內和國外的資本引入、產業承接等方麵有著更為優質的吸引力和競爭力。因為從各種因素去綜合考慮，省會城市就產業發展層麵均比一般城市具有極其明顯的優勢，重點表現在人力資本結構、產業發展基礎、交通設施基礎、信息便利程度、貨幣資本儲量等多種利於產業發展、轉型和升級的因素之上。相對於一般城市，省會城市往往是一個人才培養中心，其具有一手的人才資源和渠道，大大縮減了人才引入成本。作為傳統中心，省會城市同樣具有大量的傳統產業積澱和基建積澱，信息成本低，透明度高，市場第十八章優化各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產業首位度的政策建議化水平明顯高於周邊城市和地區，對於資本的吸引力也更強。因此，省會城市及直轄市同樣天然具有“產業首位度”。
二、優化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產業首位度的政策建議在新常態下，要實現更為科學合理的產業首位度，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需要做到兩方麵的首位度發展，一是產業結構首位度，二是產業類型首位度。產業結構首位度主要指集中力量發展省會城市的首位度產業，實現頭部經濟的發展路徑；而產業類型首位度主要指區域整體層麵的製造業與服務業布局在省會城市的首位度產業帶動下得以進入良性循環發展。
（一）首位度產業１．打破傳統產能發展思想的限製，實現產業結構的深度調整首位產業主要是指在產業結構中，能夠存在一個處於支配地位的產業，其產值、稅負、就業崗位提供等方麵的結構性要素顯著高於其他行業，且具備較高的技術含量，能夠最大限度地集聚生產要素，支撐區域經濟的發展和進步。首位度產業的發展，在一定意義上而言是一種產業結構調整導向的戰略手段，如重慶以手機等高技術製造業為主的首位產業，其能夠提供大量的上下遊產業鏈、就業崗位、稅收水平，使得重慶的產業發展受到新常態下三重“熄火”現狀影響的程度相對省會城市及直轄市平均水平明顯較小，且其並不顯著依賴於房地產經濟，產業結構能夠實現良性循環。
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首位度產業在各省會城市之中已經存在，隨著改革開放帶來的產業進步，各地形成的支柱性產業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該地區就產業結構方麵的特殊首位度。但是隨著經濟逐漸進入新常態，對於效率的更高要求使得傳統首位產業的生產方式和產能開始出現問題，麵臨著大批的轉移或消失，伴隨於此的就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陣痛期。為了實現產業重組和優化升級，產業發展的新思路對於首位度城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對於首位度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就是在眾多產業中進一步突出戰略重點對象和方向，利用首位度產業的活力進行產業結構的深度調整，給予下行壓力嚴重的區域增長潛力和能力以未來時期的導向與引領，明確新的發展思路，探求新的發展路徑。這就要求政府能夠製定更高水平的產業發展規劃，作為引導企業和資本向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方向去努力和完善，換言之，產業發展的規劃編製在新常態下被賦予了更高的標準和使命。
·２３３·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政府應當在深入分析本地產業發展現狀並充分考慮未來城市發展定位的基礎之上，選擇符合國家產業發展方向，適合區域資源稟賦，有利於產業轉型和產業升級的產業領域來集中發展，並作為首位度產業將其優勢進一步擴大。這一產業可以是已經得到良好發展的現有產業，更可以是一種從無到有的產業，真正意義上去實現傳統產業到現代產業的替代。但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這一產業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技術密集型產業，二是產業群特征遠強於單一產業發展特征，前者代表著產業的科技實力，後者則主要體現產業發展的先進性和帶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