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減稅與去化同時進行的情況下，防範過度投資和金融亂象。在“藏富於民”的基本宗旨依舊保持不變的前提下，減稅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會讓政府“感到痛”，同時為了穩定財政，去化必然會伴隨著政府幹預市場導致的房地產泡沫現象，從而造成過度投資和金融亂象。首位城市作為房地產的風向標，更應當切實防範經濟脫實向虛，在去化的同時借助市場的力量消化泡沫，實現經濟與財政的健康關係。自營改增改革以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狀況發生了深刻的改變，財政收入進一步收緊於中央，使得地方政府在財政收支方麵開始出現入不敷出的現象。為了緩解財政壓力，地方政府一方麵尋求推高土地價格，另一方麵積極扶持本地企業，盲目擴大產能，以提高企業稅負，這就使得產能過剩進一步加深，同時土地價格水漲船高，使得大部分城市出現了“國進民退”的現象。伴隨著產能過剩，尤其是房地產過剩造成的現象引起了中央的重視，提出了去庫存的戰略目標；但同時，棚改的去化也給地方政府帶來了土地財政依賴度的大幅提高，房價的抬高使得土地價格隨之提高，而隨之跟進的稅收也大幅上漲，填補了地方政府的財政虧空。這就使得地方政府的土地依賴陷入惡性循環，使得地方的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同時民眾的財富出現大幅泡沫，難以實現城市的發展目標。隨著減稅與去化的雙重壓力，政府扶持的過度投資造成了大量的產業重複建設和土地價格泡沫，實體經濟的利潤遠遠低於虛擬經濟，造成城市經濟不斷脫實向虛，失去賴以發展的經濟基礎，出現金融亂象。金融亂象主要表現為虛擬經濟大幅擠兌實體經濟的現象，即資本服務於資本而非服務於製造，從而使得資本掠奪性進一步加強，難以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的本質，進一步造成人民與資本的矛盾的激化，引發社會危機，阻礙經濟增長。作為金融資本功能協調性主體，首位城市的金融穩定直接影響到中央與地方就財政矛盾的合理解決方法與機製的建立，這就對首位城市的房地產調控和投資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是重組產業並轉移和淘汰落後產能的同時，實現穩健財政。隨著產業重組和轉移，政府能夠通過本地企業獲取的稅收相對明顯減少，而需要的科技投資等則顯著上升，造成了多地政府入不敷出的困境。如何在保證產業升級中政府充分發揮其財·１９·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政作用的同時，實現穩健財政，已經成為考驗地方政府智慧的重要使命。產能過剩一方麵反映了地方政府的稅收空缺，另一方麵則給產業升級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產業升級依賴於大量的投資，不僅包括學習型的對外投資，也包括自主研發的鼓勵性減稅政策等。這些對政府的財政收支提出了更為嚴苛的要求，使得財政穩健難以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得以實現。產能過剩一方麵擠占了大量的基礎性資源，使得新興產業的規模經濟難以實現；另一方麵也暴露了利益團體之間就尋租行為帶來的惡性循環，使得新興產業更難以得到政策的保護。解決這一日趨嚴重的問題，不僅需要政策與製度在政治與經濟之上的先進性水平顯著提高，更需要做到政治透明化、高效化管理，在保證產業升級扶持的基礎上，實現財政穩健。
三是在保障就業的同時，通過產業優化重組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從供給側角度來看，我國本地產業，尤其是製造業在民用方麵依舊和世界其他發達地區存在著巨大的差距，使得我國的消費能力與我國的供給能力嚴重不匹配。但產業轉移同樣意味著就業難以得到保障，同時對人力資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解決這一民生與發展的矛盾，也是當今大多數步入後工業化階段的首位城市所需要麵臨的問題。產業優化重組的過程之中，裁員潮在所難免，其原因在於崗位結構性需求的變化，需求主力逐漸由低成本勞動力為主向高端人才為主發展。隨著低成本勞動需求的減弱，企業對於低成本勞動願意負擔的工資減少，而對於高端人才願意負擔的工資大幅提高，稟賦的不匹配使得失業潮隨著產業改革的深入而愈演愈烈。就業難以保障的情況下，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僅限於少數人。若政府為保障就業選擇以犧牲產業優化為前提，民用產業供給與消費的矛盾則會進一步加深，使消費能力外溢，產業難以生存，進而同樣會引發降薪與裁員潮，使得社會矛盾進一步暴露。因此，如何就就業保障與產業結構升級在短期與長期利益之中尋找到一個平衡點，是首位城市不可避免需要麵對的問題。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優化城市首位度的意義（一）供給側改革倒逼首位度城市改革自身發展評價機製供給側改革下，城市首位度的衡量不應當繼續被局限於量化指標，而應當綜合考慮到包括規模、產業、城市功能和製度優越性等多種因素。傳統體係下對於人口、經濟規模等單純的數量指標的過分強調導致了對於經濟發展的單一解讀，而結果主義毋庸置疑地加重了政策製定者急功近利的心態。而這一愈發不合理的發展思路導致·２０·第三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優化城市首位度的意義了目前所出現的新常態現象。從市場角度看，供給無效化現象日益凸顯，國內產品質量太次而難以滿足消費需求，同時產品過分強調集中於低端產業，使得國內購買力大量外溢，同時國內產品無人問津，而這一切主要來源於政府對於經濟規模的盲目追求。市場的變化則來源於經濟的發展，隨著巨大的物質空缺的彌補，消費者對於品質的追求日益提高，對於國內產品提出了更為嚴格的要求，而國內的產業在片麵強調規模效益的同時，並沒有實現合理有效的產業升級和發展。其中尤其以大部分省會城市與直轄市目前的產業現狀為例，在城市內部市場的巨大需求麵前，城市內部的支柱產業卻難以滿足甚至無法進入當地市場，這一現象反映出需求的調節供給的能力被明顯抑製，而這一抑製的最大力量就來自於政府。政府“有形之手”的過長之處在於兩個方麵：一是行政法規形成的行政壟斷和過分的行政管製，使得以國有企業為代表的上遊企業在省會城市與直轄市大多數處於壟斷狀態，成為利益團體尋租的工具，從而帶來了嚴重的腐敗和低效率現象；另一方麵，金融等服務經濟製度的一刀切式發展，使得高融資成本、高稅費成本、高人力成本、高原材料成本和高行政成本重壓在民營資本身上，導致虛擬經濟在巨大的利益麵前脫離實體“自娛自樂”，而非服務於實體經濟，民營經濟越來越難以生存與發展，在客觀上形成了對實體經濟或者說供給側發展的擠壓。最後，供給激勵不足的問題也使得技術創新領域難以為繼，技術創新領域的“大鍋飯”薪酬和對於科研人員成果缺乏保護等方麵，均極大地遏製了技術創新的動力。因此，我國進行供給側改革所麵臨的最大障礙，依舊在於對於新的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的構建，從而確保利益尋租行為的杜絕和供給動力得以恢複和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對於城市首位度的進一步優化體現在其就傳統體製背景下和新常態下這一概念的廣義性新特征，同時這一首位度衡量標準也就供給側改革對首位城市提供新的發展思路給出了較為具體的衡量標準。
（二）供給側改革為城市首位度綜合發展提供具體目標規模擴張的科學性解讀是城市首位度優化的關鍵。以規模首位度作為城市首位度的衡量標準，有利於綜合考慮資源稟賦和生活水平的共同進步。規模首位度更多注重人均資源稟賦和中位數生活水平等新指標的分析考量，在溫飽社會基本實現的前提下，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提高更多地應以人均公共資源、人均生活水平為基礎。因此，納入新的衡量標準，標誌著城市先進度的衡量實現了質的飛躍，也為城市規模擴張提供了新的思路。規模首位度在供給側改革下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體現在兩個基本要素上，即人口與土地。其中，對於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關係的再界定，不僅是學·２１·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術界曆來討論的重點，更是商界生存發展的基礎性理論。人口是供給與需求的基礎，對於人口政策的調整和完善，直接影響到供給側改革的推進，也是經濟轉型升級和發展進步的關鍵。土地製度的安排對於供給與需求的重要性體現在其對於其他生產要素的集聚性作用和對於供給尤其是公共產品供給的帶動，有利於優化供給，促進經濟發展。但是近年來，土地製度的不合理應用使得土地財政成為地方政府填補財政虧空的手段，使得去化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金融亂象，日益嚴峻的去庫存與土地財政的交織使得城鄉土地製度改革再一次被提上日程。將城鄉土地統一納入首位城市的規模首位度評價體係之中，有利於加速推進土地改革，使地方政府逐漸擺脫土地財政的依賴，實現土地製度真正利於民。
產業發展要求城市首位度考慮到產業結構性發展。產業首位度應當作為城市首位度的衡量標準之一，其首位度體現在產業規模、產業地位和產業增加值率等多個方麵。首先，考慮產業規模體現了目前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發展現狀，即大部分潛在首位城市依舊處於需要產業擴張的階段，其實體產業的規模效益，尤其是高端製造業的規模效益依舊存在著進一步提升和發展的空間。其次，產業國際地位的提高是首位城市和直轄市保持產業規模的可持續性首位的必要條件。產業地位的提高體現出產業應當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實現技術密集型產業布局總領，利用質量與效益在國際市場競爭之中取勝，從而形成新的產業規模增長的動力，實現可持續性的發展。最後，產業增加值率的提高是針對產能過剩，產業的結構性升級依舊來自增加值率的提高，而對比世界其他地區的先進城市和地區，我國首位城市的產業增值率遠遠達不到先進標準，也意味著巨大的提升空間。我國首位城市及直轄市應當抓住當前消費市場的結構性升級機遇，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實現產業內企業在市場力量下的優勝劣汰，逐步取消過去對於產業規模的過分強調，鼓勵企業、產業走向國際競爭，真正實現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從而滿足國內消費市場的需求，實現供需平衡的螺旋式發展。
創新機製與開放經濟的矛盾是城市功能首位度優化的最大障礙。創新與開放是當今新常態經濟的主題，也是供給側改革的關鍵。供給側產品的優化和市場潛力的發掘依賴於創新機製的健全與發展，依賴於創新良性循環體係的建立，而開放經濟在引進新觀點、新氣象的同時，也會給長時間桎梏於“拿來主義”的舊發展政策以更大的慣性，使得以創新為動力的新發展戰略受到較為巨大的曆史阻力。從這一點上來看，供給側改革給首位城市功能化定義所帶來的最大貢獻在於，創新與開放並存的包容並蓄思想的深化與發展。在堅持開放競爭發展觀，堅持與國際合作，與世界接軌的同時，引導企業樹立危機意識和大局意識，在維護市場公平的同時為企業的國際公平競·２２·第三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優化城市首位度的意義爭提供支持，確立創新獎勵機製和產業扶持製度，真正實現企業的有所創新、有的創新和對未來微觀經濟發展方向的把握，從思想上實現創新與開放、競爭與合作、公平與實力第一的供給側改革方向，使改革真正實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意義。
三、本章小結本章重點討論了新常態下供給側改革的原因、對於省會城市及直轄市構建首位城市的影響與意義。新的經濟發展環境下，原有的粗放式發展帶來的巨大的經濟成就難以填補需求方麵的空缺，尤其是高級需求和精神文化方麵的需求，使得國內出現了大量的經濟亂象，對於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的進一步發展既是機遇又是挑戰。作為首位城市，為了實現首位度發展符合國家戰略，為國家步入高收入水平和實現民族繁榮富強的目標奠定基礎，應當充分發揮現階段的政府職能，實現藏富於民，實現創新發展，實現供給側產品質量的躍升，在供給側改革中探索未來的發展路徑。
參考文獻［１］馮誌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Ｊ］．經濟問題，２０１６（２）：１２１７．［２］蔡癑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應和引領中國經濟新常態［Ｊ］．財經界，２０１６（３５）．·２３·第四章市場環境下城市首位度發展的機遇和挑戰隨著經濟步入新常態而現階段供給側的弊端不斷展現出來，目前國內的市場環境經曆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麵，消費觀念隨著巨大的經濟紅利而變化，使得消費市場結構發生了更為深層次的變化，中高端消費需求逐漸取代了大部分的低端消費需求，對本土產業的技術進步與產品升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麵，供給側的弊端更多體現出市場環境的變化，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和勞動成本的迅速上升、原材料供應成本隨著國際環境的不確定而不斷提高，以及脫實向虛引發的金融盤踞和“吸血”實體經濟使得資金成本越來越高等一係列方麵的壓力，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的運營越來越艱難，並加劇了供給側改革以適應日益提高的消費需求的挑戰。
一、市場環境給城市首位度發展帶來的機遇（一）需求側視角下市場環境變化發展機遇從消費角度看，更為理性的消費市場給企業轉型升級以巨大的動力，從而推動了首位城市產業首位度的發展。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居民消費結構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
一是從數量向質量的轉變，我國居民原先對產品數量的需求正逐漸向對質量的需求過渡。質量追求是未來消費結構變化的長期特征，在產品個性化需求方麵越來越多，如住宅越來越注重舒適和美觀而非升值空間，食品越來越重視綠色和安全而非價格，產品越來越重視多功能和高檔化等。
二是從物質消費向精神消費的轉變。在我國城鎮居民收入不斷增加，消費水平不斷提升的情況下，物質消費向精神消費的轉變是必然趨勢。在物質生活資料得到保障之後，居民消費對於精神文化需求的比例必然會擴大，另外，娛樂休閑與旅遊等相關文化娛樂產品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除了我國居民豐富精神文化的必然需要。精神生活消費的多樣性和多層次性以及文化消費的增加，也是我國居民消費層次不斷第四章市場環境下城市首位度發展的機遇和挑戰提升的重要表現方式。
三是生存消費向發展消費轉變。在生存資源得到質和量的滿足之後，我國居民在消費過程中必然會更多地關注跟自身發展相關的消費需求，會進一步加大對健身醫療保健和教育方麵的投資，同時追求快捷交通和對稱信息，提升自身發展水平。居民發展需求帶來的消費需求正逐漸成為我國消費市場的重要內容。
消費市場的改善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一是市場準入的社會滿意度提高，二是市場監管力度的加強，三是對於知識產權的保護加強。隨著對外開放的進一步加快，產品結構進一步得到改善，高質量產品進入市場的進程加快，促進了國內消費市場和消費理念的改善，同時市場主體活力迸發，發展質量不斷走高，創新產品的快速融入，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指明了方向。同時，隨著市場監管力度的加強，市場競爭環境開始步入平穩有序發展的快速增長期。隨著競爭執法工作的深入發展、競爭執法力度的加強，市場秩序得以顯著改善，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已初現雛形，有利於全國統一市場的建立；執法製度的建設包括加大反壟斷執法力度、價格監管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製度、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深入推進“雙隨機、一公開”監管、企業信用監管長效機製的完善和市場監管力度的加強。良好的執法製度使得消費環境滿意度持續提高，市場消費環境不斷改善，社會滿意度持續提升。最後，知識產權保護的加強重點體現在對於先進專利與技術、文化作品等過去不受重視領域的重點保護，達到補短板的效果，從而進一步實現了消費環境的科學發展。
（二）供給視角下市場環境變化發展機遇從供給角度看，盲目規模擴張帶來的問題促使企業尋求更為多元的要素優勢積累，從而推動了首位城市規模首位度和功能首位度的實現。為了解決日趨上升的成本問題和勞動力問題，企業一方麵有著更為巨大的動力尋求知識溢出和人力資本積累，另一方麵也將尋求更為緊密的產業內與產業間合作。這為城市人才吸引度和城市產業合作功能提供了新的動力，有利於城市高級資源優勢和功能優勢的積累。供給缺口帶來的機遇主要體現在產業發展方向、人才培養方向、研發方向等方麵的具體答案，體現在其由市場自主給出結果的科學性與合理性，為企業發展、產業發展甚至國家發展藍圖構建出了具體直接的市場訴求，具有重要意義。其中，公共產品供給的效率升級，逐漸成為應對於消費升級的重要舉措。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公共產品供給通過市場機製來實現的現象已經越來越普遍，公共產品的市場化供給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國家提出鼓勵和引導·２５·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非國有經濟以獨資、合作、聯營、參股、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經營性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益事業項目建設；並提出鼓勵各類所有製經濟積極參與投資與經營，實現投資主體和運營主體的多元化。市場也做出了積極響應，大量民間資本開始進入公共產品生產與供給的各個領域，本來由政府“包攬”的公共產品如今不斷地轉型由市場供給，並逐漸成了公共產品供給的一個發展變化趨勢。近年來，技術進步和政府職能轉變創造了將市場機製引入公共產品供給領域的條件，為私人資本的深入參與打下了基礎，而私人資本規模的不斷擴大和各種製度創新更是增強了市場供給公共產品的能力，我國公共產品的市場化供給取得了初步進展。公共產品市場化供給的發展打破了原先政府獨家提供的壟斷格局，在公共產品上逐步培育起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使企業在競爭中成為市場主體，有效激發出企業經驗的積極性，這一方麵提高了我國公共產品的生產效率和質量，另一方麵也緩解了財政壓力。所以，公共產品供給的市場化無論是從提高公共產品經濟效率還是更好地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公平角度出發，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實現公共產品的私有化經營，能夠更好地實現首位度城市自身產業首位度與功能首位度的綜合性發展，提高其科學性與合理性。
最後，產業轉型最為科學有效的方式，就是利用市場的擇優性，在競爭中實現自然的優勝劣汰，按經濟規律辦事。在日趨理性和國際化的消費市場下，如何轉型升級由市場指明了具體的道路，作為企業最為直接和公開的信息渠道，市場環境的變化將在企業轉型升級之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而企業的轉型升級直接關係到首位城市產業首位度的發展。隨著理性消費觀念的進一步拓展，市場對產業升級的具體要求也在不斷顯現，從而有效地促進了產業結構向高價值鏈、高附加值產業為主導的現代化目標推進。
二、市場環境給城市首位度發展帶來的挑戰（一）傳統產業政策慣性企業愈加激烈的本土內競爭使得首位城市難以建立公平有效的市場環境以實現市場潛力的開發。傳統製度下產業趨同性使得企業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地出現企業尋租行為，從而造成行政不公平、不透明現象。此時，首位城市的規模優勢與功能優勢均失去了其意義，難以發揮其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發展的作用，甚至會通過惡意競爭損害首位城市的國際化發展。值得關注的是，消費市場的改善並不一定能夠帶來本土企業的競爭壓力，反而可能會助推本土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甚至會造成本土企業·２６·第四章市場環境下城市首位度發展的機遇和挑戰為贏得市場份額采取尋租行為來實現成本優勢或政策優勢等不公平競爭優勢，不僅不利於外部優質產業的進入，反而會進一步阻礙本土產業的轉型和升級，最終造成資源與效率的大量浪費，並使得首位城市最終失去其賴以發展的產業優勢。避免這一現象發生的主要方法就是填補傳統製度在行政透明度與行政效率等方麵的政策空白，確保企業之間的平等競爭得以實現。其中，對於首位城市製度的製度公平與行政效率要求最高，作為具有產業優勢和規模優勢的中心城市，首位城市的消費市場在對外開放之中起到晴雨表的作用，其所代表的消費能力與消費水平往往是整個區域的典範，若這一市場存在不透明度，整個區域的消費市場的健康發展都會受到阻礙。如何借助先進的製度，實現首位城市的供需健康發展，並以此帶動區域整體的供需健康發展，是首位城市所麵臨的重要挑戰之一。
（二）產能水平不足挑戰消費市場與供給市場的不匹配會導致本土企業難以匹配對外開放新要求。現階段，國內的產能水平越來越難以滿足消費市場的需求，本土企業難以適應現階段對外開放的節奏，造成部分首位城市難以加快對外開放步伐，提高城市首位度。國內產能水平落後一方麵來自國內產能愈加難以適應國內消費市場的改革的步伐，另一方麵體現在消費市場的開放使得國內產能再一次麵對來自國外先進企業與先進技術的競爭。現階段，企業麵臨的壓力更多地來自關鍵生產技術的變革、產品的創新和獨特性和產品的民用性水平顯著低於國外先進產品，使得其在擴大開放與發展的前提下難以再次運用價格優勢等傳統優勢贏得市場份額，從而難以實現規模經濟。隨著國內對於專利保護的加強，舊時代“技術換市場”的思想已經不再是競爭的主要手段，取而代之的是自主創新為主的創新拉動性增長目標，但隨著國際環境因為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而蒙上的陰霾，本土企業依靠自主創新實現增長依舊存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如何就本土企業的發展步伐與對外開放的步伐相統一，充分實現創新發展與產業轉型，是首位城市在新的市場環境下所需麵對的重要挑戰。
（三）金融落後挑戰日益脆弱的資金鏈難以實現首位城市的產業首位度。以房地產市場為首的傳統體製與現代市場關係扭曲的金融亂象依舊沒有得到整治，使得企業對於虛擬經濟的依賴越來越高，脆弱的資金鏈造成了企業升級難、轉型難等問題，難以單獨依靠市場的力量實現產業轉型與升級，而需要依賴政府的政策調控，而這又會導致一定的有偏·２７·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性行為。如何尋求一個均衡點，保證實體與虛擬經濟的協同健康發展，是首位城市在實現其首位度時所麵臨的首要問題。同時，在公共產品市場化競爭的過程之中，我們也必須注意到新市場環境對於其市場化進程所存在的阻礙效應，一方麵，當前私人資本在公共產品的投資潛力、經營積極性與能力並沒有完全發揮出來，許多領域的公共產品供給還處於低效率狀態，公營事業單位虧損的現象也仍然存在。而這些在很大程度上與各種體製性障礙有關：首先，對私人資本的市場準入仍舊存在若幹“禁區”或者設置苛刻的條款，從而導致了私人資本難以進入公共產品的供給領域。基礎設施成為私人資本投資的一大禁區，另外，金融、旅遊、衛生等新型服務行業的民間投資同樣也存在著很大的進入困難。其次，在公共產品產權製度上也存在著不完善之處。
新製度經濟學認為，產權的保障可以通過降低交易成本而優化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公共產品的市場有效供給必須以對私人產權的製度保障為前提條件。但是就目前情況而言，在公共產品產權製度上仍頗有爭議，各種相關法律也十分薄弱。因此，破除壟斷部門的利益特權，從體製上根除市場準入的“禁區”，健全公共產品的產權製度，保護私人投資者的合法權益，這些都是未來進一步深化公共產品供給市場化改革的重點和難點。
（四）文化凝聚力不足挑戰文化產業發展與市場需求的不匹配，是製約首位城市全麵功能化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產業發展的需求來源於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經濟成就，同時又給進一步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競爭力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位城市的文化軟實力是國際競爭的關鍵，是市民文化自信心、民族自信力的體現，但是就目前來看，我國首位城市的文化國際競爭力難以匹配其經濟地位和經濟發展水平。近年來，“精日”“哈韓”“美分”等現象在相當多的特大城市中陰魂不散，而對於傳統文化的弘揚和發展則缺少重視，一味地強調經濟發展，忽略了精神生活的培養和傳統思想文化的弘揚與發展，使得國內文化麵臨著嚴重的赤字性衝擊，民眾的文化凝聚力與文化自信力被嚴重抑製。這一文化空心化帶來的最為直接和嚴重的結果，就在於國內民眾對愛國情懷以及黨和國家帶領人民發展成果的自豪感出現了嚴重下滑，從而引發了移民潮、購買力外溢等現象，並極大地壓縮了國內企業的民族使命感和文化自信心，造成了廣泛的造假現象、文化拿來主義、拜金主義和國外優越主義等嚴重的社會問題。隨著文化產業發展與市場需求的矛盾逐漸深化，這對於首位城市打造文化中心而言又是一個巨大的機遇。首位城市應當順應思想文化改革的潮流，培養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綜合·２８·第四章市場環境下城市首位度發展的機遇和挑戰發展的文化環境，確保兩者優劣互補，協同發展，為實現更強大的文化凝聚力保駕護航。
三、本章小結新的市場環境實際上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新的需求與原有供給所存在的新矛盾導致的經濟轉型升級問題，而解決這一問題，一方麵依賴於城市首位度的實現，另一方麵也對傳統首位城市提出了新的挑戰，如何有效實現消費與供給的匹配，使經濟繼續蓬勃發展，是已經邁入後工業化時期的首位城市所直接麵臨的新發展問題。
麵對著新的市場環境，適應消費市場的變化，著力供給側改革，以適應新環境刻不容緩。首先，應當營造更加公開、透明、便利的準入環境，進一步釋放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深化商業環境規製，實現商業製度改革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其次，強化競爭政策實施，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切實發揮市場機製的決定性作用，為建設全球第一大市場而努力，強化競爭政策在國家經濟政策體係中的基礎性地位，健全競爭政策體係並抓好貫徹實施，全麵實施公平競爭審查，強化反壟斷執法，加大價格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力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著力規範市場秩序，促進公平競爭；最後，要堅守質量安全底線，嚴厲打擊假冒偽劣，營造安全放心的消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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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會城市及直轄市提高首位度的發展目標（一）確認首位度城市的產業頭部地位省會城市及直轄市提高產業發展水平，使其位於區域產業頭部地位。作為產業發展的先導，省會城市及直轄市應當就其城市產業發展給出其作為領先地位的發展水平，在產業結構、產業規模和產業增加值等方麵做出表率。產業頭部地位用於形容一個地區的產業在區域產業整體層麵的比較優勢，即首位城市的產業決定了整個區域的產業發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一是產業結構以中高端產業和上遊產業為主，能夠對於整個區域的產業形成顯著的技術溢出效應和產能轉移效應。主體產業的創新規模和發展路徑居於領先地位，能夠顯著帶動其他城市的主體產業實現產業轉型；二是產業規模占據顯著市場優勢，作為連通國內外產業發展的首位產業，需要市場競爭優勢居於首位的企業；三是產業高附加值優勢明顯，在產業利潤與產業增加值方麵均具有顯著的比較優勢，以實現長遠戰略規劃的頭部規劃。
實現產業頭部的戰略規劃，首先需要編製有關的發展戰略規劃。首位產業發展有其自身內在的規律性，探索首位產業發展的自然規律、尊重首位產業發展的客觀規第五章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的目標律和遵循首位產業發展的經濟規律將體現在編製規劃中。首位產業戰略規劃應當以產業研究分析為指導，以產業谘詢機構、行業專家和龍頭企業三方相融合，在研究報告的基礎上高標準、高起點編製，同時要力求管用，倒逼規模以上企業的數量、企業年產值及利潤情況達標，同時製定正確的發展路徑，借鑒先進地區的經驗和發展戰略，切實實現引領作用。其次，政府應當切實推動這一戰略的有效實施，確保有效的資金支持和人力支持，確保創新創業的動力得以保存。再次，要實施積極的招商引資策略，確保首位產業發展壯大的內生動力。再次，合理保障用地供給，切實解決用地指標短缺問題，盤活存量，優化增量，堅決打擊囤地現象和不法利益集團。最後，建立健全政府管理監督下的投資融資機構，確保資金鏈條的完整性和有效性，真正解決創新的“融資難”問題。
（二）實現首位度城市要素稟賦優勢演化省會城市及直轄市應當聚焦要素積累，逐步實現高級要素的稟賦優勢。首位城市作為虹吸效應與溢出效應的綜合反映，應當體現在對於高端人才和高端產業的吸引力，對於高級要素資源應當具有稟賦性優勢，在規模上體現其能夠承上啟下的條件。回顧改革開放曆程，省會城市要素集聚的關鍵在於其政策紅利。
首先，隨著市場經濟體製在各省會城市及直轄市普及和發展，勞動者強烈的致富欲望被激發出來，並把這一致富欲望轉變為對於舊時代計劃經濟體製進行改革的巨大動力，從而推動城市經濟結構向開放型市場經濟結構轉型，強烈的致富欲望和先富的示範效應成為改革深入推進的巨大動力。至今，省會城市的要素集聚依舊需要市場的參與和人們對美好生活的不斷追求。
其次，省會城市的農村改革釋放了近乎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力，形成了改革開放初期各省會城市參與國際要素合作的優勢要素的形成，並固定了一定程度的勞動力成本優勢，為城市爭取其他要素聚攏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條件。因此，城市應當進一步加大農村開放力度，實現勞動力結構的進一步優化和發展。而另一方麵，首位城市的虹吸效應體現在對於人才的吸引力上，這一吸引力優勢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就業、工資、資源等傳統要素的優勢，二是包括互聯網、公共資源等在內的現代資源的稟賦優勢，後者對於前者具有顯著的替代效應。隨著科技的發展，物流等傳統服務業的現代化步伐加快，使得傳統要素的空間距離優勢被進一步縮小。
再次，土地製度的市場化改革使得土地要素資源配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優化，但目前，隨著政府壟斷土地供給問題的不斷出現，土地市場化進程需要政府更為科學地·３１·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放手”，從而切實實現土地市場的健康化發展，確保利益集團無租可尋。
再次，分權式經濟管理體製下，各級地方政府有了發展地方經濟的巨大積極性和強大功能，從體製的內在動力上和政策的靈活性上形成了中國爭取國際要素流入的巨大引力。中國經濟管理體製改革的路徑主要是從中央集權體製轉向中央地方分權式體製。１９９４年分稅製的改革則大大激發了地方政府發展的積極性，各級地方政府高度關注本地經濟發展。在加快發展經濟的迫切要求下，各級地方政府為吸引外資，競相出台各種極為靈活的地方性外資政策條例，並身體力行大力招商引資，由此形成了中國爭取國際要素流入的多極化巨大引力源。但就目前來看，國內的分權經濟管理體製尚不成熟，存在著重複建設、政商關係扭曲、稅負過重、外資超國民待遇擠壓民營資本等問題。如何進一步實現現代化治理體係的完善和發展，是當今政府的政策戰略目標之一。
最後，穩定的、持續強化的開放政策促進了要素的流入。從創辦經濟特區到沿海開放地區再到實行全國開放，從實行“三來一補”到大力招商引資，從“以市場換資本”到“以市場換技術”，從以引進港澳台資本為主到引進世界五百強跨國公司，從引進生產企業到引進研發中心，從引進跨國公司分支機構到引進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從製造業開放到服務業乃至全行業開放，多層次、多領域、多方式的開放，中國持續推進的開放極大地鼓勵了外國資本、技術和管理等要素的流入，促進了國際要素在中國的集聚。三十多年來，開放政策在保持穩定性、延續性、可預見性和可操作性的同時，不斷加大力度。超國民待遇的外資優惠政策，提供了流入要素在中國本地市場有力的競爭地位。市場的透明度和規範性不斷提高，創造了跨國公司熟悉的經營環境，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承諾的履行更加提高了市場準入透明規範的穩定性和法製化，有力地推動了要素的進入。此外，政府對外資的服務高度積極有效，投資軟環境不斷改善，綜合投資發展環境不斷完善。從經濟發展、市場規模和潛力、勞動力價格和人力素質、政府的勤政和辦事效率、政治穩定性等多方麵分析，中國的綜合投資發展環境優於許多發展中國家，諸多方麵進一步促進了高級要素的集聚。作為經濟結構轉型和發展的成功實踐，擴大和深化開放依舊是首位城市重要的戰略決策之一。
（三）鞏固首位度城市功能性區域中心地位省會城市及直轄市應當建立功能中心，承擔城市間功能協調的責任。同時，首位城市的溢出效應則體現在首位城市的優質資源和資本向區域內的其他地區布局的功能，即以規模首位度優勢為基礎，實現技術擴散、資源再分配、產業再布局等方麵的規·３２·第五章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的目標模重組，從而實現區域整體規模的競爭優勢。因此，省會城市應當能夠就其在交通、行政、福利、金融、文化和科技等多方麵具有協調性優勢，充分實現其作為輻射城市的先進性和指導性作用。首位城市的金融中心優勢在功能首位度建立之中居於主導地位，主要體現在金融發展的經濟核心地位上。首位城市的金融穩定性對於防範產業，尤其是製造業的“離本土化”和“離製造化”舉足輕重。隨著企業對外投資步伐的加快，國內資本存量存在巨大的下行壓力，同時隨著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和產業轉型的加快，製造業資本實際利率開始顯著上升，而其收益依舊顯著低於服務業，使得大量資本聚集在金融領域，造成製造業的“離製造化”現象進一步加劇，不利於產業首位度的建立，也會阻礙其他功能首位度的實現。合理的金融監管和適當的產業政策引導，是首位城市就功能首位度首先應當考慮的問題。
二、省會城市及直轄市提高首位度的戰略任務首位城市的發展目標給其製定提高首位度的戰略計劃提出了新的任務。不同於傳統製度下對統計數據的依賴和宏觀指標的直觀性和單一性，新的時代提出新的首位城市發展戰略，包括對產業升級的再定義、對規模要素稟賦的衡量、對人均資源分配的重視和對以市場導向為主的先進製度的引入與實踐。
（一）人才引進戰略規模首位度的提高，要求首位城市繼續出台人才優惠政策，提高其人力資本吸引力，積累優質的知識和人力資本。規模優勢需要首位城市能夠“留得住人才”，而這一條件依賴於首位城市所能提供的發展潛力、發展機遇和發展態度。在實施優惠政策的同時，首位城市同樣應當就其功能優勢和資源優勢展現其吸引力，大力發展便民化、效率化行政等。人才政策是規模首位度戰略的核心，做到人才政策的成功，需要從三個方麵著手。一是要確定人才部署的目標、整體規劃和就業安置。在引進國際先進人才的同時，加大青年科研骨幹的培養力度，為持續發展集聚人才優勢；二是按需引進，著力打造創新團隊。創新是要素集聚的核心，以創新人才為中心，打造人才布局的藍圖是人才部署的基本路徑；三是完善條件吸引人才，切實解決目前人才麵臨的“３Ｈ”問題，即房子、子女教育和醫療問題，實現人才的安居和留駐。
（二）產業升級戰略產業首位度的提高，要求首位城市集中精力發展高端製造業和服務業，淘汰和轉·３３·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移過剩的傳統產能，與當今的消費市場相對接，實現產業結構的轉型。首位城市政府應當避免盲目和過度投資，也要避免予以外資“超國民待遇”，在平等合理有效的市場條件下，積極鼓勵和引導區域性市場的對外開放，借助市場力量實現產業的優勝劣汰；同時，政府仍應當堅持鼓勵並支持國內企業的創新，以創新帶動產業轉型和發展，提高產業國際競爭力，促進產業向高端產業鏈地位邁進。產業發展實現比較優勢，需要達到六大目標：一是全麵掌握關鍵領域的核心技術，具有高附加值品牌優勢和國際話語權；二是持續擁有新產品、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新工藝、新流程、新組織；三是主要產業單位增加值能耗、水耗、資源綜合利用率和廢氣減排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產品生產安全保障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產品實現審美性提高；四是產業發展實現數字化、網絡化、信息化和高技術化；五是實現製造業與服務業聯動、區域內文化聯動、工業與信息聯動的交互性發展優勢；六是作為主體的中小企業實現區域特色化和本土化優勢，具有市場專業化、精細化規劃。
（三）公共資源優化戰略功能首位度的提高，要求首位城市不再注重於城市內部底線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就整體區域而言，首位城市功能性改善所帶來的人均福利的提高。首位城市的功能首位度建立在人均資源稟賦優勢的基礎之上，而人均資源稟賦優勢一直是傳統製度所忽略的重要現代化指標之一。因此，功能首位度的提高更多地依賴於城市人均公共資源的提高，能夠解決教育、醫療、就業等多種因素的稀缺性問題。
人均資源稟賦優勢中，公共資源效率問題一直是製約功能首位度發展的主要問題，而目前，這一問題的解決依賴於並顯著受製於互聯網技術的進步。但隨著無現金支付、網上公共服務等技術支持性活動逐漸滲透，原本製約城市發展的空間距離因素的影響逐漸變小，行政效率明顯提高，行政透明度得到了改善，市場尋租行為等也得到了有效的抑製，使得福利損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緩解。因此，運用科技來實現公共資源分配和效率的提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公平與效率的有機平衡，緩解發展過程中帶來的一係列社會矛盾，實現城市功能首位度的提高。眾所周知，科技水平的提高依賴於創新機製的建立，而創新機製的建立依賴於良好的製度。
首位城市應當積極借鑒和吸收國外先進的創新經濟製度，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同時注重當地經濟與技術發展的實際情況，實現製度的因地製宜化，從而最大化製度的行政效率。通過先進的製度，省會城市能夠踐行自身特大都市圈中心的布局戰略，實現產業轉型升級與產權保護製度的並行發展，實現效率與公平、民生與就·３４·第五章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的目標業、環保與規模經濟、實體經濟與規模經濟的協調發展。
（四）產業集群戰略綜合實現產業、規模和功能首位度最為鮮明的體現，就在於首位城市的產業集群發展，即自發形成一係列產業組成國際產業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的能力，並且憑借這一產業鏈實現經濟的健康發展。實現產業集群給首位城市布置了新的戰略任務。
首先，產業集群發展規劃的製定，需要根據產業發展的特點和優勢。產業集群的產生需要與整個區域的高關聯度和產業競爭力的巨大潛力，是產業與區域的有機結合，是通過本地特有的、不可移動的生產要素粘住在全國甚至全球流動的生產要素落戶本地，從而形成資源的有效配置。不同地區適合發展的產業並不相同，不同地區所擁有的生產要素也不相同。政府應當根據本地的具體情況，製定具有特色的產業集群發展規劃，並盡可能地創造一些本地不可移動生產要素，在刺激自發性產業集群不斷出現的同時，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大力發展產業集群，同時注意防範上遊企業的壟斷行為，切實保護中小企業的合理利益，從而科學地製定產業集群發展的規劃。
其次，政府應當清楚其在產業集群發展中的地位，加大政府製度創新力度。產業集群的發展是由環境因素、需求條件、生產要素、相關與支持性產業共同作用的結果，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在產業集群的發生、發展中毫無作用。集群的產生需要政府的間接參與，麵對真正意義上的幼稚產業和企業，政府需要予以一定的維護並懂得及時放手，讓企業和產業最終適應激烈的國際競爭。另外，政府需要製止集群內部的不正當行為，完善社會化服務體係、產業升級，杜絕企業機會主義行為，並關注集群外部的市場環境建設，通過製度創新，幫助創業者向專業化發展，降低交易費用，促進企業間的勞動分工和提高企業競爭力，形成一種政策調控、間接幹預和優質服務體係，為產業集群的形成提供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發展空間。
再次，政府需要盡快建立健全區域創新係統。區域創新係統是指在一個經濟區域內與技術創新的產生、擴散和應用直接相關，並具有內在相關的創新主體、組織和機構的複合係統。其獲得成果的前提是基於本地的創新網絡，即建立在企業間以及企業與科研機構間長期合作的基礎之上，通過知識的有效積累、傳承與增長來促進技術創新，從而大幅提高生產率，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其方式是通過創新係統的主體構成有效的網絡、互動創新。這一點與新常態下日益強調的分享發展觀不謀而合，產業集群本身作為一個創造、擴散和應用知識的體係，就是一個區域性創新係統，因此，建立這一係統就是為產業集群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功能性基礎。
·３５·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最後，產業集聚的區域文化品牌，是集群的形成與發展的重要精神基礎。區域內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間是否具有高度的內在聯係，是產業與民生等問題協同發展的根本前提，也是產業集群得以煥發生命力的重要前提。長期以來，我國片麵強調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大量社會問題逐漸暴露出來，進一步對產業集群的發展提出了製度和治理方麵的更高要求。因此，實現現代化治理體係，打造區域品牌文化，是產業集群“走得出去”和真正為民的製度基礎。
三、本章小結新時代下，實現產業首位度優勢已經不再以簡單的人口規模為衡量標準，經濟發展過程之中麵臨的新矛盾對首位度概念進行了新的界定，同時也就提高城市首位度提出了新的目標和要求。據此，新的戰略規劃下，傳統製度下簡單地以ＧＤＰ、就業規模等直觀單一的數據對於發展目標進行界定的方式已經不再具有科學性，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而又與時俱進的新評價體係，是首位城市在區域發展之中所必須麵對的問題，也是本書接下來所探討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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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首位度評價體係應當係統全麵地反映首位城市的綜合領先優勢，包括可比優勢和特殊優勢。其中，可比優勢反映了首位城市在橫向與縱向方麵做比較時，有關優勢的衡量方式因其與時俱進的特征而得以留存。可比優勢包括城鎮人口規模、就業率與失業率、人均工資水平等就新常態下的戰略目標實現程度具有直觀反映的指標優勢，其在衡量城市首位度時能夠給予進一步的細分考評以大體方向，確保細分衡量方法的針對性。特殊優勢則體現在首位城市所獨有的體現為顯著的首位度優勢，如功能中心、產業中心、行政中心等功能的衡量，是城市群隨著時間與空間聚集所導致的中心城市必然擁有的優越性特征，能夠有效地反映首位城市作為城市群輻射中心的地位。但考慮其在傳統體製下長期被忽視的現狀，這一指標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體係的衡量難以簡單直觀地就統計數據來衡量，需要通過相對指標或替代指標的計算來體現。
二、科學性首位度體係的科學性來源於發展的科學性。首先，發展思路上要實現創新飛躍。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協調是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綠色是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開放是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廉潔和安全是實現發展目標的根本保障，是當代新的發展理念和戰略部署。這一發展思路體現了變中求新、新中求進、進中突破的“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反映了主動適應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彰顯的因勢而謀、因勢而動、因勢而進的擔當精神。其次，發展目標上應當體現出協同一致。要切實做到轉型升級取得重大進展、民生保障水平普遍提高、文化建設呈現全新局麵、生產建設實現穩步提升、改革開放邁出堅實步伐、民主法治建設成效顯著等整體目標，做到兼顧數量和質量、速度和效益、實際和可能、全局和局麵相統一的科學布局，明確法治評價的標準和尺度，實現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再次，在發展重點上應當注重補短板，以轉型綜改試驗區建設為統領，以改革創新為動力，以轉方式、調結構、增效益、提速度為基點，加大脫貧攻堅力度，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補齊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增強優勢強後勁的均衡發展。最後，強調既注重發展質量和效益，又保持一定增長速度的要求，著力淨化政治生態，著力建設文化強省，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著力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力爭經濟較快增長，達到中高速增長和發展，真正把發展質量、速度、效益體現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各個環節上。
因此，首位度評價體係應當能夠體現新常態下供給側改革新思路的成果，而不能夠簡單地以傳統意義上的規模指標、財稅指標等數據性指標來衡量。隨著市場環境的改變，新的消費理念對於產品和產業提出了更高的創新要求，而創新需要大量的研發和人力資本投入，也就依賴於城市的要素集聚性。衡量一個城市的要素集聚優勢體現在多個方麵，如人口規模、交通便利程度、地理位置、人才政策、金融競爭優勢等等。這就對城市的首位度提出了更為科學的要求，即衡量一個城市的首位度必須考慮到這個城市對於人才的吸引度、對於資本的吸引度和對於技術的吸引度。這一變量無法根據傳統製度下的簡單宏觀變量去描述和衡量，而需要借助合理的計算方法和替代方案，有時甚至是非計算指標體係去衡量，以體現其科學性。
·４０·第六章首位度評價指標體係建立的原則三、前瞻性首位度體係的前瞻性包含三個層麵的含義。首先，前瞻性體現了一種科學準確的判斷。目前，省會城市發展仍處在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麵臨諸多矛盾相互疊加的嚴峻挑戰。這就要求我們有戰略定力、戰略自信，以平常心麵對壓力，保持宏觀政策的總體穩定；矛盾疊加，要求省會城市清醒認識麵臨的風險和挑戰，把難點和複雜性估計得更充分一些，把各種風險想得更深入一些，做好應對各種困難局麵的準備，既不能脫離實際、提過高的目標和要求，也不能畏懼一時的困難和問題而縮手縮腳。其次，發展理念需要得到完善，隨著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邁進，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成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省會城市經濟發展的大邏輯。這就要求政府增強更新發展理論的自覺性和緊迫感，以發展理念轉變引領發展方式轉變，以發展方式轉變推動發展質量和效益提升，實現新舊發展功能的平穩切換。最後，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的辯證統一，是實現前瞻性的關鍵。發展的剛性要求倒逼我們必須在規定時間節點前完成既定的任務，是推動閥安裝的重要動力，與此同時，發展是一個連續的過程，絕大多數矛盾不會隨著某一項指標的完成而消失。隻有時刻保持問題意識、緊緊抓住事關全局和長遠的重要問題，以問題為導向，切實探尋解決之道，才能在更深層次上揭示規律、把握規律，為更長遠的發展奠定基礎。
據此，首位度評價體係應當能夠在三個方麵實現其前瞻性。首先，這一評價體係所包含的發展目標具有可持續性，主要體現在城市的發展應當體現發展與環境、效率與公平、財政與民生等多方麵的均衡性；其次，這一評價體係所包含的發展指標具有可預見性，即目標的建立應當考慮到時代背景下首位城市所需要具備的特點；最後，這一評價體係指標就發展路徑的必要性，即應當考慮到現有城市發展條件下維持首位城市地位所必須達到的條件，在評價體係之中體現首位城市的使命特點。
四、可操作性首位度評價體係應當具有可操作性，即其評價體係就數據層麵而言能夠滿足統計限製最小和統計方案最優，從而滿足橫向可比性，同時，應當滿足對於數據時效限製的突破這一縱向可比條件；而就非數據層麵而言，首位度評價體係應當滿足信息時·４１·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效性、可靠性、可理解性的特點，確保所選擇的非數據指標清晰明了，能夠切實反映有關問題和結論。
就實際情況來看，可操作性製度框架具體內容包括區域經濟基礎評價體係、地方政府功能評價體係和環境評價體係。區域經濟基礎評價體係包括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區域產業結構和區域經濟活躍程度或貿易與投資活躍度；地方政府功能性評價體係包括政府財政能力、審批與管製力度、幹預水平、行政效率與透明度；環境評價體係包括產權保護力度、地方法製健全程度和司法執法力度。建立經濟社會法製協調度評價指標體係最後目的在於應用，這是科學研究最終目標體現。一些指標從指代內容來說對於科學測度經濟社會法製協調度很有意義，但假如缺乏現實可操作性，將其納入綜合評價體係會給後續的評價工作帶來一定障礙與困難，對指標體係的應用性帶來不利影響。因此，評價指標在數據獲取、統計分析上應當具有較強的實用可操作性，一是數據資料的可得性，二是數據資料可量化，三是指標體係的設置應盡可能少而精。
五、可比性首位度評價體係的可比性應當滿足四個條件，即區域內首位城市與其他城市的可比性、區域間首位城市的可比性、國內首位城市與國際首位城市的可比性和首位城市的前後時期可比性。首先，區域內首位度應當反映出首位城市相對於其他城市所明顯存在的競爭優勢，包括其獨特性和其比較優勢兩個方麵；其次，區域間首位城市應當就其首位度做到可比性，以便反映首位度對於區域發展的影響；再次，國內首位城市與國際首位城市應當具有可比性，從而反映出國內首位城市距離發達國家的地區相對成熟的首位城市之間存在的具體差距；最後，首位度評價應當能夠就首位城市的發展路徑給出趨勢對比，展示現有首位度的發展趨勢，為政策建議做鋪墊。
六、本章小結相對於傳統的片麵追求數據基本麵的量化指標體係，現階段首位度衡量體係應當實現全麵性、科學性、前瞻性、可操作性與可比性。第一，首位城市應當體現出一種綜合性優勢，以實現其領先地位確認的科學性與合理性，而非局限於經濟規模領先，使得城市出現大而不強的現象，這會阻礙城市的進一步發展；第二，首位度的衡量應·４２·第六章首位度評價指標體係建立的原則當具有創新精神，注重更為科學有效的發展路徑和發展方式，切實注意到效率與公平的矛盾，以創新為動力，實現可持續發展路徑與目標；第三，首位度的衡量應當具有前瞻性，隨著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對於發展的前瞻性，尤其是對於經濟發展的前瞻性是實現綜合首位度的基本前提；第四，首位度體係的構建應當注重可操作性，即計算的科學合理性；第五，首位度體係的構建應當注重比較，通過比較正視自身的優勢與劣勢，努力學習國際先進城市的發展經驗，同時又不應當盲目照搬或者將目標局限於此，而應當在先進水平的基礎上尋求突破，為國內首位城市的領跑潛力發展提供科學合理的政策建議。
·４３·第七章首位度評價指標的選擇在研究首位度的最早期文獻中，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１９３９）使用人口規模來測度首位度。
很多著作沿用了這種方法，用單一指標，比如人口規模或者經濟規模（陳彪，張錦高，２００９；李寶禮，胡雪萍，２０１８；汪明峰，２００１；徐長生，周誌鵬，２０１４）來衡量首位度。這種方法有可取之處，它能很清楚地反映該城市作為一個地域中心來吸引人口以及聚集生產的能力，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它所反映的人口規模和生產集聚僅僅是總量規模，無法體現出質量。一個城市的ＧＤＰ總量高並不能說明這個城市有長足的發展潛力，因此，需要運用綜合指標來評價各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的首位度。在以往的研究中，康俊傑（２０１０）、雷仲敏和康俊傑（２０１０）運用了綜合指標來進行評價。本研究參考了康俊傑（２０１０）的指標體係構建，由於本研究評價的對象和研究時間段與康俊傑（２０１０）不同，評價指標基於全國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具體情況進行了一些修改。本研究從三個層麵對城市的廣義首位度進行評價：第一是城市的規模情況，即從總體上考察城市的規模；第二是產業情況，產業發展的重要性在於它是一個城市的經濟支撐；第三是城市的功能情況，它是一個城市的服務能力體現。具體評價指標如下：一、規模綜合指數城市規模是一個包含了城市人口、土地、資本和經濟等多個方麵要素的概念。城市的規模指標主要包括兩個方麵的內容：一是城市的總體規模，主要是城市的人口、土地、資金等在總體規模上的總體情況；二是人均規模，反映的是各種資源對於人均的集中程度，包括人均的土地麵積、資本存量、財政收入等方麵。在這部分選取城市的指標包括：人口規模、城市的土地麵積、城市建成區麵積、城市ＧＤＰ總量、投資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財政收入、人均ＧＤＰ、人均投資總額、人均土地麵積、人均財政收入、城市化率。選取這些指標，一則可以從總量上考察城市規模，二則可以評價城市規模的效率。
人口規模、城市的土地麵積、城市建成區麵積、ＧＤＰ總量、投資總額、社會消費品第七章首位度評價指標的選擇零售總額、財政收入數據來源於國研網統計數據庫，人均ＧＤＰ、人均投資總額、人均土地麵積、人均財政收入數據來源於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城市化率數據來源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報告。
二、產業綜合指數產業綜合指數不是對各個城市的產業進行量的評估，而是從總體上對產業進行質的評估，所以采用的綜合指數主要評估兩個方麵：一是產業在產業的價值鏈中所處的位置是否處於高端。如果某產業所生產的產品附加值高，產業的關聯性強，則該產業在整個產業的價值鏈中處於價值鏈上遊，對整個產業的拉動作用大；二是產業的生產效率，即城市的產業在發展中與其他城市相比所具有的相對技術水平。相同產業部門效率高的城市則產業水平高，反之則產業水平低。這一部分選擇的指標綜合了這兩個方麵，主要從產業結構和產業貢獻率兩個方麵評價城市的產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