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在版編目（犆犐犘）數據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張為付主編．—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９．４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３０５２１８４２２Ⅰ．①中…Ⅱ．①張…Ⅲ．①城市經濟－經濟規模－研究報告－中國Ⅳ．①Ｆ２９９．２１中國版本圖書館ＣＩＰ數據核字（２０１９）第０５８９９１號出版發行南京大學出版社社址南京市漢口路２２號郵編２１００９３出版人金鑫榮書名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主編張為付責任編輯王日俊秦露照排南京理工大學資產經營有限公司印刷虎彩印藝股份有限公司開本７８７×１０９２１／１６印張１６．５字數３４６千版次２０１９年４月第１版２０１９年４月第１次印刷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３０５２１８４２２定價１６０．００元網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ｊｕｐｃｏ．ｃｏｍ官方微博：ｈｔｔｐ：／／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ｎｊｕｐｃｏ官方微信號：ｎｊｕｐｒｅｓｓ銷售谘詢熱線：（０２５）８３５９４７５６版權所有，侵權必究凡購買南大版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所購圖書銷售部門聯係調換本書為江蘇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資助項目（ＰＡＰＤ）、江蘇高校人文社會科學校外研究基地“江蘇現代服務業研究院”、江蘇高校現代服務業協同創新中心和江蘇省重點培育智庫“現代服務業智庫”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書名：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主編：張為付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社前言首位度是一個代表城鎮體係中城市發展要素在最大城市裏集中程度的概念，一個城市首位度的高低體現了其對發展要素的集聚能力大小和對要素利用結果的優劣。研究城市首位度，有利於促進首位城市充分利用首位優勢引領城市群或區域經濟發展，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提升首位度的意義更為重大，原有的粗放式發展帶來的巨大經濟成就難以填補需求方麵的空缺，新的需求與原有供給所產生新矛盾導致了經濟轉型升級問題，這些問題既對傳統首位城市提出了挑戰，同時也給首位城市發展帶來了更多的資源和機遇。
剖析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首位度，更深入地了解首位城市的首位度狀況，有利於製定政策推進城市首位度發展，使之符合國家戰略。
人們對首位度的研究是一個不斷發展的與時俱進的動態過程。早期對首位度的量化描述集中於采用人口規模和以ＧＤＰ衡量的經濟規模這兩大宏觀指標，但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首位度僅限於規模的簡單衡量逐漸暴露其局限性，人口規模和ＧＤＰ規模不足以衡量一個城市在城市群中的引領地位。此外，時代的變遷對城市首位度也提出了新的衡量標準和新的發展訴求，受到曆史、政治、文化和自然條件等多方麵因素的影響，城市的功能逐漸放大，而首位城市的功能又影響到它對其他城市的輻射以及其他城市對首位城市的依賴。這些都使得學者開始根據時代發展的需求對城市首位度的評估進行改進，賦予其新的內涵。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而又與時俱進的新評價體係，是首位城市在區域發展中所必須麵對的問題。
本報告根據全麵性、科學性、前瞻性、可操作性與可比性原則構建了綜合指標來評價全國各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廣義首位度（因為台灣省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相關數據獲得有難度，本報告中未涉及）。綜合指標包括規模綜合指標、產業綜合指標和功能綜合指標三個方麵。規模綜合指標包括城市的總體規模和人均規模兩方麵共１２個指標；產業綜合指標包含工業結構指數、服務業結構指數和高新技術產業結構指數三個方麵共７個指標。功能綜合指標選取了公共服務功能、集散功能、創新功·１·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能、國際化功能、市場化程度等方麵共１７個指標。構建了指標體係後，本研究運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根據產生的新的不相關變量，選擇了具體的城市和具體的年份來度量規模指標得分、產業指標得分、功能指標得分並進行比較，客觀地衡量了不同年份和區域中省會城市和直轄市在規模、產業、功能方麵的首位度表現並進行了聚類分析。
廣義首位度綜合指標評估結果顯示，廣義首位綜合得分排名較高的城市是杭州、合肥、廣州、武漢、成都、南京。這六個城市中有四個來自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南京與另外五個省會城市相比排名相對較低，但一直穩居前十。此外，沈陽和西安也偶爾有良好的綜合得分表現，但發展不穩定。多數省會城市沒有呈現出高首位度，隻有極少數城市有高於２的首位度。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綜合得分聚類結果呈現出與城市的經濟發達程度比較一致的趨勢。北京和上海聚為一類，廣州、天津、重慶聚為一類，南寧、拉薩、西寧聚為一類。武漢、長沙、成都這幾個位於中部和西部腹地的省會集聚了省內最好的資源。而東北地區、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的省會城市首位度聚類排名較低，沒有顯著拉開和省內第二大城市的差距。
為得到更豐富的結論，本報告又從空間和時間維度來探討了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首位度。空間維度的分析揭示了我國經濟發展與城市結構布局的基本規律：經濟發達地區的省會城市首位度相對較弱，外向型經濟降低了省會城市對區域經濟的引領作用；中西部省份加強發展了省會城市，突出了省會城市的引領作用。但也有一些例外，如貴州、內蒙古、江西、廣西表現出較低的省會城市首位度。城市布局與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關聯，但區域的自然地理特征和經濟發展模式也是影響城市布局的重要因素。而時間維度的分析發現：規模首位度的主要規模在過去五年裏沒有變化，北京市和上海市依舊是東部地區的明星城市，武漢市規模首位度在中部地區排名第一，重慶市則在西部地區排名第一；從產業首位度上看，杭州市穩居東部地區的頭名，合肥成為中部地區最重要的產業區，烏魯木齊市在西部地區，排名首位；從功能首位度上看，太原市、合肥市和長春市依次成為中部地區功能中心。在西部地區成都市和銀川市則輪流成為功能區的核心城市。
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首位度究竟會對經濟發展和輻射造成何種影響，本報告也運用實證方法進行了探討。利用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全國３１個城市麵板數據，分析了規模首位度、產業首位度和功能首位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規模首位度可以顯著地促進經濟增長。規模首位度對東部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最強，其次是對東北地區，對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促進作用弱於全國平均水平；產業首位度也可·２·前言以顯著提高經濟增長，從全國範圍來看，產業首位度也是對東部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最強。分時間段的研究發現，產業首位度對經濟增長呈現出先增後減再增的“Ｎ”型特征；功能首位度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影響，就各項功能來看，技術創新效應與對外開放效應是功能首位度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的主要途徑，特別是通過吸引投資，推動地區經濟增長。
針對於新常態下傳統發展模式轉變和經濟轉型的需求，本報告提出了省會城市和直轄市優化首位度的政策建議。在規模方麵，東部和中西部省會城市和直轄市應當做到因地製宜，對症下藥。東部省份應提高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的集聚力，發揮其龍頭帶動作用。中西部省份應夯實中小城市人口承載能力，實現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格局。在產業方麵，省會城市和直轄市需要促進兩方麵的首位度發展，一是產業結構首位度，二是產業類型首位度，以實現更為科學合理的產業首位度。在功能方麵，優化各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產業首位度依賴於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和創新機製的提高。
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不僅依賴於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和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更依賴於城鄉一體化的進一步發展。而創新機製的實現依賴於企業與政府的共同努力，企業要努力實現產業集群建設，發展創新力量，就省會城市自身而言，參與企業創新機製的建設則是改善其功能首位度的重要途徑。
作為全國首部采用廣義首位度綜合評價指標來評價全國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研究成果，我們課題組於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７日在南京財經大學召開了研究成果發布會，感謝關注和報道成果發布會的社會各界人士和新聞媒體。本報告的寫作凝聚了眾多人士的心血。感謝江蘇現代服務業研究及南京財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宣燁院長對本報告研究的關心和支持，感謝國際經貿學院張莉老師、蔡潔老師、陳啟斐老師和江蘇產業發展研究院周霄雪老師在寫作中的辛勤付出，感謝國際經貿學院的研究生們在數據收集方麵所做的工作。本報告的出版得到了南京大學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特別感謝南京大學出版社。期待本報告的出版能為全國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綜合首位度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礎，並能促進全國省會城市和直轄市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優化和發揮其首位優勢。當然，本報告中的任何問題都由作者負責。
張為付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９日·３·目錄犆狅狀狋犲狀狋狊!\"#$%&#第一章城市首位度的基本概念和理論………………………………………………３一、首位度的概念…………………………………………………………………３二、首位度的計算…………………………………………………………………５三、首位度計算的引申……………………………………………………………７四、本章小結………………………………………………………………………８第二章新常態下提高城市首位度的意義……………………………………………９一、新常態對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發展的影響…………………………………１０二、新常態下提升城市首位度的意義…………………………………………１４三、本章小結……………………………………………………………………１６第三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優化城市首位度的意義……………………………１７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發展的影響……………………１７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優化城市首位度的意義……………………………２０三、本章小結……………………………………………………………………２３第四章市場環境下城市首位度發展的機遇和挑戰………………………………２４一、市場環境給城市首位度發展帶來的機遇…………………………………２４二、市場環境給城市首位度發展帶來的挑戰…………………………………２６三、本章小結……………………………………………………………………２９第五章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的目標……………………………………３０一、省會城市及直轄市提高首位度的發展目標………………………………３０二、省會城市及直轄市提高首位度的戰略任務………………………………３３·１·書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三、本章小結……………………………………………………………………３６!''''#$()*+,-.\/0第六章首位度評價指標體係建立的原則…………………………………………３９一、全麵性………………………………………………………………………３９二、科學性………………………………………………………………………４０三、前瞻性………………………………………………………………………４１四、可操作性……………………………………………………………………４１五、可比性………………………………………………………………………４２六、本章小結……………………………………………………………………４２第七章首位度評價指標的選擇……………………………………………………４４一、規模綜合指數………………………………………………………………４４二、產業綜合指數………………………………………………………………４５三、功能綜合指數………………………………………………………………４６四、本章小結……………………………………………………………………４８第八章首位度評價方法的選擇……………………………………………………５０一、主成分分析法………………………………………………………………５０二、聚類分析法…………………………………………………………………５２三、本章小結……………………………………………………………………５３!1#$23456()789):*+,-.
第九章我國各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評價結果………………………………５７一、規模首位度分析……………………………………………………………５７二、產業首位度分析……………………………………………………………６４三、功能首位度分析……………………………………………………………７０四、綜合首位度分析……………………………………………………………７８五、評價結果的聚類分析………………………………………………………８１六、本章小結……………………………………………………………………８５第十章我國各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的空間比較……………………………８８一、總指標綜合得分與首位度分析……………………………………………８８二、規模綜合得分與規模首位度分析…………………………………………９１三、產業綜合得分與產業首位度分析…………………………………………９７四、功能綜合得分與功能首位度分析…………………………………………１０２·２·目錄五、本章小結……………………………………………………………………１０８第十一章我國各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的時間變化…………………………１１０一、規模首位度分析……………………………………………………………１１０二、產業首位度分析……………………………………………………………１２４三、功能首位度分析……………………………………………………………１３８四、本章小結……………………………………………………………………１５２!;#$23456()789)*+,?@A第十二章政府因素對城市首位度的影響…………………………………………１５５一、政府因素對規模首位度的影響……………………………………………１５５二、政府因素對產業首位度的影響……………………………………………１５７三、政府因素對功能首位度的影響……………………………………………１５８四、本章小結……………………………………………………………………１６０第十三章市場因素對城市首位度的影響…………………………………………１６２一、市場因素對規模首位度的影響……………………………………………１６２二、市場因素對產業首位度的影響……………………………………………１６４三、市場因素對功能首位度的影響……………………………………………１６６四、本章小結……………………………………………………………………１６８!B#$23456()789)*+,CDEFG:<=第十四章規模首位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１７３一、規模首位度影響經濟增長的機製分析……………………………………１７３二、變量選取與模型構建………………………………………………………１７４三、實證結果及討論……………………………………………………………１７６四、本章小結……………………………………………………………………１８７第十五章產業首位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１８８一、產業首位度影響經濟增長的機製分析……………………………………１８８二、變量選取與模型構建………………………………………………………１８９三、實證結果及討論……………………………………………………………１９１四、本章小結……………………………………………………………………２０１第十六章功能首位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２０３一、功能首位度影響經濟增長的機製分析……………………………………２０３二、變量選取與模型構建………………………………………………………２０５·３·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三、實證結果及討論……………………………………………………………２０７四、本章小結……………………………………………………………………２２１!H#$IJKL第十七章優化各省會城市及直轄市規模首位度的政策建議……………………２２７一、省會城市及直轄市規模首位度分析………………………………………２２７二、優化省會城市及直轄市規模首位度的政策建議…………………………２２８三、本章小結……………………………………………………………………２３０第十八章優化各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產業首位度的政策建議……………………２３２一、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產業首位度分析………………………………………２３２二、優化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產業首位度的政策建議…………………………２３３三、本章小結……………………………………………………………………２３９第十九章優化各省會城市及直轄市功能首位度的政策建議……………………２４０一、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的功能性壟斷優勢分析………………………………２４０二、優化省會城市及直轄市功能首位度的政策建議…………………………２４１三、本章小結……………………………………………………………………２４６參考文獻………………………………………………………………………………２４７·４·第一篇理論篇書第一章城市首位度的基本概念和理論一、首位度的概念城市首位度是城市地理經濟學中用於衡量城市群發展標準的重要指標之一，最初以“首位城市”的概念出現於１９３９年，由美國學者傑斐遜提出、並進一步粗略界定其為一個國家或地區之中相對於宏觀指標上排名第二的城市具有極其顯著的絕對優勢的第一位城市。在這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後續學者在對於這種絕對的優勢的量化描述集中於兩大宏觀指標，即人口和ＧＤＰ，並依此給出了早期首位度的狹義概念，即在特定的國家和地區內，人口量第一或者ＧＤＰ總量第一的城市，其人口量或ＧＤＰ總量相對於排名第二的城市具有顯著的規模優勢。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首位度僅限於規模的簡單衡量也逐漸暴露出局限性，迫使學者開始根據時代發展的需求對其進行改進，賦予其新的內涵。自二戰以來，世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使得城市的功能迅速發展和完善，同時為了應對發展道路上曆史、政治、文化和自然條件等多方麵因素的限製，城市功能的多樣化也逐漸放大。城市的發展直接受到城市功能的影響，而城市的功能又反作用於城市對其他城市的輻射或者對首位城市的依賴。因此，在產業分工背景下的城市分工就是廣義的首位度所去評價和衡量的最終特征，即將其拓展到包括規模、產業、功能和製度等多方麵的廣義界定之上，就這四個指標的首位度度量為標準綜合判定一個國家和地區的首位城市的首位度。
（一）規模首位度規模首位度反映了一個城市在總體規模上領先於其他城市的程度，它能夠反映出首位城市在人口、土地、資本等傳統生產要素的相對優勢與集聚性優勢，後者是前者的必然條件，而後者也反映了城市空間要素的空間集聚性，它是現代城市正常運行的基礎。規模首位度具體可以體現在兩大方麵，即傳統規模優勢與前沿要素規模優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勢。傳統要素規模首位度是由一個城市的基本生產要素的規模優勢與其就傳統生產要素的集聚性優勢所界定的。其中，傳統規模優勢中所包含的要素指代在傳統經濟理論之中所界定的基本生產要素，包括人口、資本、土地等。規模首位度對於傳統要素衡量的保留來源於規模經濟依舊存在發展空間的城市發展現狀，即通過傳統意義上的規模擴張，城市依舊能夠就產業擴張實現其規模競爭優勢。
前沿要素規模優勢是相對於傳統投入產出模型所體現的技術性投入要素的規模優勢，即通常所說的知識或創新要素的規模優勢。出於創新的特征，前沿要素規模優勢具有抽象性，其衡量依據主要以包括人力資本、Ｒ＆Ｄ、專利技術等在內的替代變量或以包括全要素生產率、出口產品複雜度等在內的媒介變量為主，要素豐裕的地區具有支撐產業優化升級從而帶動前沿要素規模集聚、實現良性循環的能力，是考量現代化規模首位度的重要指標之一。
（二）產業首位度產業首位度反映了一個城市在產業發展水平上的領先程度。這一指標綜合反映了首位城市包括內部產業鏈地位、產業附加值率、高端化水平等產業優勢領先於其他城市的程度，體現了首位城市產業發展的先導性。產業首位度體現在四個方麵，即產業鏈地位、產業附加值水平、高端產業占比和製造業與服務業的發展關係。（１）產業鏈地位首位度表現為首位城市內部的產業以中上遊產業為主、處於區域產業的中心地位的產業發展水平。（２）產業附加值水平首位度體現為首位城市產業增加值率水平顯著高於區域內其他城市，即首位城市產業產品主要作為高級中間投入要素或高端產品，這要求產品具有較高的創新水平和不可替代性。（３）高端產業首位度主要體現為首位城市的產業結構以高端產業為主，即以包括交通設備製造業、通用專用設備製造業、儀器儀表製造業、電子產品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等在內的高端製造業及現代金融業、科技服務業、現代運輸業等高端服務業在內的高附加值、高技術密集度的產業為主，其他中低端產業主要服務於高端產業的優化升級，並向中高端產業的稟賦特征轉化，這一特征是首位城市區別於其他城市的產業結構特征。（４）首位城市之中，服務業服務於製造業，同時，製造業推動服務業的發展，即首位城市應當是以實體經濟為主、虛擬經濟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換言之，首位城市的實體經濟處於競爭最優地位，顯著優於區域內其他城市。
（三）功能首位度功能首位度反映了一個城市的功能優於其他城市的程度，包括健全度和發展水·４·第一章城市首位度的基本概念和理論平兩個方麵，從廣度與深度兩個層次對於城市功能的領先性進行了界定。城市功能包括公共服務、集散、市場化、創新和國際化五大功能，分別反映了城市的便民度、要素集中水平、市場潛力、創新能力和外向水平。據此，首位城市的功能首位度具體體現在以上五個層麵。（１）便民度體現於一個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優勢、文化服務優勢、醫療服務優勢、教育資源優勢、社會保障功能優勢與環境保護優勢等方麵，分別代表了一個城市的人均公共資源與公共服務水平、文化凝聚力水平、衛生健康水平、研究實力與研發潛力、生活保障度與可持續發展的環境保護基礎。它反映了一個城市民生水平的高低，是一個城市“招兵買馬式”招攬人才的基礎優勢之一。（２）要素集中水平或者集散功能建立在一個城市的便民化程度的基礎之上，反映了一個城市的客運、貨運優勢、旅遊資源優勢、信息便利化水平與資本累積優勢，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一個城市的空間距離的絕對優勢與要素集聚的相對優勢。它是首位城市作為未來都市圈戰略發展中心的必要條件。（３）一個城市的市場潛力代表著這個城市的購買力，決定著新常態下消費主導型經濟主流發展模式能夠給城市帶來的發展潛力與發展機遇。（４）與之對應的，城市的創新功能則代表了一個城市從供給側方麵能夠給予產業升級、城市化進程等重大戰略的人才資源，是首位城市的主要發展動力。
（５）外向型經濟代表著城市堅持進一步擴大開放，實現國際化經濟發展、產業升級和文化發展，為建立國際化大都市奠定基礎。
二、首位度的計算（一）規模指標法———二城市法及其延伸傑斐遜在對首位城市進行界定時，將首位城市與第二位城市人口規模的比例作為衡量標準，並發現首位城市在人口規模之上具有極為顯著的比較優勢，而兩者之間在人口上的巨大差異貢獻了首位城市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上的明顯優勢。據此，傑斐遜提出了二城市法來計算城市首位度，公式如下：犘１犝＝犘２其中，犝為城市首位度，犘１、犘２分別代表特定國家或地區的首位城市與第二大城市的人口規模。同時，出於對計算結果的量化分析，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１９８９）對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的理論進行補充和延伸，提出了首位度的界限指標，將２．０視為首位度的界限值。首·５·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位度數值大於２小於４時，成為中度首位分布；首位度大於４時，則為高度首位分布。
國內學者在計算二城市法時，界定直轄市和唯一地級市的首位度為１，作為首位度計算的特殊地區處理辦法（郭鬆，２００６）。
作為拓展，後續學者提出了四城市法與十一城市法，即按照人口規模標準，以首位城市與第二、三、四大城市或者首位城市與除首位城市外的前十一大城市的人口規模之比作為衡量其首位度的計算方法，公式如下：犘１犝＝４犻∑犻＝２犘犘１犝＝１１犻∑犻＝２犘四城市法與十一城市法的界限值一般均定為１，超過１被認為是顯著首位度優勢。但是就三者的計算方法來看，依舊僅就人口規模的簡單考量，計算模型依舊建立在傳統的首位城市定義之上，存在著片麵性、武斷性和非時效性的局限。
（二）規模指標法的局限性首先，僅就人口相對規模的計算去定義首位城市的優越性較為片麵。隨著城市發展方向的多元化，僅以人口數量或人口密度定義城市的功能並不具有科學性。以我國為例，近年來“逃離北上廣”的現象愈加頻繁，使得原本處於第二梯隊的二線城市的發展勢頭再一次備受矚目，首位城市的傳統定義也受到了衝擊，僅就人口規模對於首位城市的界定難以適應時代需求。
其次，人口規模的單一衡量存在武斷性。城市分工體係的豐富使得城市的首位度難以僅就人口規模等宏觀指標作出評價。傳統經濟模型下，經濟發展不僅依靠傳統經濟投入要素的豐裕度，更依賴於技術水平的進步、民生水平的提高帶來的消費結構的改善等現代要素，而對於這些新的要素豐裕度的衡量難以就傳統宏觀指標給出結論，需要在新的指標體係下予以反映。另外，城市群的建立與發展使得首位城市具有其獨特的功能與特征，這一獨特性同樣難以用傳統指標去衡量，甚至難以用數據指標給出結果。在建立新的指標體係時，同樣需要對此予以考量。
最後，僅就人口規模的時序比較缺少時效性。隨著國內經濟發展開始步入後工業化階段，人口規模對於城市首位度的反映隨著時間越來越不明顯，難以做到與時俱進。傳統指標隨著城市分工複雜化逐漸失去比較意義，難以反映首位城市的職能隨·６·第一章城市首位度的基本概念和理論著時代的發展而逐漸變化的特點。因此，對於傳統指標的選取和計算方案需要根據時代發展需求和首位城市的特點重新進行界定，以實現衡量規模的時效性。
三、首位度計算的引申城市規模分布反映了一個國家城市人口在不同層級城市中的分布情況，是人口規模的一種相對衡量指標。對於這一指標的實證分析，Ｆ．Ａｕｅｒｂａｃｈ於１９１３年提出了位序規模分布，這是理論發展早期的分析工具之一。同時，他就其研究結果提出，城市規模分布可以通過帕累托分布來描述。
（一）犣犻狆犳法則１９４９年，Ｇ．Ｋ．Ｚｉｐｆ對於這一理論進行了改進，並提出了Ｚｉｐｆ法則，即城市位序規模法則，公式如下：犘狉＝犓·狉狇其中，犘狉是第狉位城市的人口，犓是最大城市的人口，狇為Ｚｉｐｆ係數。這一公式解釋了城市等級與城市規模之間的關係，被後續學者廣泛用於衡量城市規模分布的均衡程度。西方學者認為，狇越接近於－１，即帕累托指數越接近於－１，城市群係統形態越好。
周文（２０１１）在對國內２００８年城市帕累托指數的測度中發現，國內城市規模分布基本符合位序規模法則，城市規模分布的帕累托指數約１．２１７；雲南和廣東兩省規模分布的帕累托指數最低，而寧夏最高，說明前者的人口集中於大城市，而後者分布較為均勻；同時，國內城市分布排除個例後的規模分布滿足經濟發展與之正相關。此外，是否排除農業人口對於帕累托計算的結果同樣有著顯著差異，體現在均衡程度顯著降低上，說明城鎮化水平依舊存在著較大的上升空間。最後，從國家分布來看，各省的帕累托指數基本接近於平均水平，分布較為均衡。
（二）犿狅狀狅指數同樣，為了彌補帕累托指數就城市群規模的欠妥考慮，後續學者提出了ｍｏｎｏ指數，即利用城市群規模最大的前兩位、前三位和前四位城市計算所得的狇值的平均值。公式如下：ｌｎ犘犻＝犆－狇ｌｎ犚犻·７·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其中，犘犻是第犻位城市的人口或就業規模，犆為常數，犚犻為城市位序，狇為回歸係數，一般取絕對值，即ｍｏｎｏ係數值，代表的是城市群的規模分布情況。若狇＞１，則核心城市具有較高的首位度，城市群通常按照單一中心來首位分布；若狇＜１，則表明城市群內部就業、人口等比較分散，城市之間的規模差異較小，存在多個中心城市；若狇＝１，則城市體係完全服從Ｚｉｐｆ法則。
Ｚｉｐｆ法則和ｍｏｎｏ指數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就人口規模給出了城市規模分布的更為科學有效的計量標準和工具，但是考慮其依舊僅建立於人口規模衡量的改進之上，依舊難以就首位城市給出與時俱進的評判，所以其片麵性在所難免。
四、本章小結城市首位度最初是簡單地以人口規模去衡量一個城市相對於其所位於的特定國家和地區的其他城市的領先水平。這一理論建立在城市人口規模決定城市等級的理論基礎之上，而實現的時代基礎在於舊時代的城市具有顯著的功能單一化特點，且城市間分工並沒有得到充分發展。但隨著城市多元化的不斷深化，簡單地以人口規模來衡量城市首位度難以再適應時代發展，對於城市首位度的綜合考量也拓展至規模、產業、功能和製度等多方麵，以豐富城市優勢的衡量標準，並實現更為精準的首位城市界定。
參考文獻［１］徐長生，周誌鵬．城市首位度與經濟增長［Ｊ］．財經科學，２０１４（９）：５９６８．［２］汪明峰．中國城市首位度的省際差異研究［Ｊ］．現代城市研究，２００１（３）．［３］雷仲敏，康俊傑．城市首位度評價：理論框架與實證分析［Ｊ］．城市發展研究，２０１０，１７（４）．·８·第二章新常態下提高城市首位度的意義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後期，伴隨著中美關係由破冰到不斷深入發展，世界經濟經曆了罕見的長達２０年的“大穩定”時期。盡管日本、阿根廷等國家經濟依舊低迷，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依舊是世界經濟顯著增長且經濟學家高度樂觀的“黃金期”———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實現了高度發展；尤其是中國創造的經濟奇跡，在當時已然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有力引擎。然而，自２００７年末，隨著雷曼兄弟的破產，國際金融危機由美國向全世界蔓延，使得大多數國家至今依舊深陷低迷。然而，對於這一經濟下滑的趨勢，絕大多數學者均認為這是周期問題的必然結果，並認為宏觀刺激就是解決經濟危機的最佳手段，“凱恩斯主義”和貨幣政策遠勝於其他政策。因此，刺激政策在全世界得以繼續推廣。然而，直至２０１８年，這一政策並沒有迎來各國期望的經濟恢複和增長，反而使得世界一直處於逆全球化和民粹主義抬頭的危險境地之中。在這一全球發展“熄火”的過程之中，中國同樣不能夠幸免，隨著２０１２年由兩位數增長逐漸下降至個位數增長，經濟增速預期不斷下調，以及嚴重的老齡化問題，中國逐漸意識到當前的經濟發展現狀和未來的經濟發展過程已經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周期理論問題，而是一種結構性問題。中國經濟的基本麵發生了曆史性的變化，經濟發展已經步入了一個新階段。隨著原有矛盾不斷暴露，新階段之中全局性、長期性的新現象和新變化不斷發生，經濟發展走上新的軌道，依賴於新的動力，並要求政府、企業和居民都以新的觀念和新的行動去實現。這種深刻的變化就反映出經濟逐漸步入“新常態”的事實。
在新常態階段，我國目前逐漸麵臨要素供給效率、資源配置效率、創新能力與創新水平與高收入水平國家之間的顯著差距，同時我國發展所需的資源環境因全球環境問題逐漸加深約束等深刻的結構性問題不斷突出，使得自２０１２年以來國內經濟的減速不可避免。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９日，習近平主席指出，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是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在這一階段，我國經濟運行的深層次矛盾逐漸暴露，並構成了新常態下的新挑戰，包括產能過剩、債務風險、城鎮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化轉型和金融亂象等。而為了更好地應對這些新挑戰，引領新常態，首先需要創新驅動，打造新增長引擎；其次，需要市場發揮其作用，實現市場化結構調整；第三，需要進一步加大對外開放，構築全麵對外開放新格局；再次，實現可持續發展，改善生態與發展的關係；最後，緩解社會矛盾，實現包容性增長。
一、新常態對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發展的影響（一）“經濟新常態”———定義與宏觀表現經濟新常態所展示的是一種階段性的長期現象和曆史特征，即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性決定了某一曆史階段的全局性和結構性的改變是一種正常現象。它是一種長期且普遍的現象，是一種“大多數”或者“大概率”的現象。研究經濟發展新常態，需要借鑒相當長期的研究成果，需要極廣的視野，關注到世界的每一個經濟角落，對於每一個所謂的“非常態”現象深入分析和了解，並對今天的常態現象進行對比和借鑒。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２１世紀資本論》中，從大跨度時間上觀察經濟增長和財富分配的長軌跡和大趨勢，以長期數據的收集和分析支撐其學術判斷和政策主張。他提出，從人類發展曆史看，高速經濟增長是工業化時期發生的一段特殊曆史現象，也可以說是工業化時期區別於其他時期的特征性“常態”。在工業革命之前，人類的經濟增長是極為緩慢的，完成工業化之後，高速增長也將不複存在。他在其數據論述中也突出地指出，１９９０—２０１２年，亞洲的人均產值年平均增長率達到了３．８％，也從側麵反映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對於世界經濟增長的強有力推進。但隨著大部分學者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測逐漸趨於保守，新的世界增長環境給中國，或者主要給中國的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等經濟發展中心地區“籠上了一層霧”。
從２００８年國際金融危機依賴的世界經濟形式和中國經濟發展的態勢來看，一個以經濟“新常態”為表征的中長期曆史階段正在到來，“新常態”將成為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性質和主要特征。但實際上，即使隨著經濟增長率下行至７％以下，我國經濟增長相比於世界其他地區而言也可以稱為“高速增長”。因此，在經濟新常態下，隻是一種心境的常態和視野的開闊，是由過去一心一意搞發展和注重短期目標向發展平常心態和合理預期性經濟綜合增長轉化的大趨勢。
新的發展常態下，我國省會城市和直轄市是最先需要改變發展思路與觀念的核心試點地區，將見證由規模增長的首要目標逐漸向全麵深化改革、發展思想轉變、治·１０·第二章新常態下提高城市首位度的意義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等方麵。隨著社會精神由利己主義、結果主義等極端化、粗放化的思想觀念逐漸向分享、平等、公平等物質量化指標與物質成果分配、非物質性其他追求並行的新思想觀念，過去經濟不受規則約束的陳舊思想逐漸被淘汰，經濟發展速度落後也將被逐漸接受。隨著大部分城市開始由物質主義向可持續發展主義過渡，經濟發展與環境質量兼備的新發展模式逐漸被要求和強調在各個城市，尤其是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的發展綱要之中。人們願意為了公平正義、風險規避、法製太平等目標放棄畸形發展的經濟目標，願意去包容新的元素、新的文化、新的發展方式。對於物質的占有欲開始顯著下降，而注重生活質量和自我實現，假日和陪伴家庭越來越重要，人們更加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社會也逐漸更為注重福利的提高。這一切，都對省會城市及直轄市未來的發展規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新常態下省會城市與直轄市麵臨的挑戰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當前麵臨的所謂新常態來自過去經濟發展的決策，富有舊時代的顯著特征，而麵對著新的經濟發展環境，曾經的發展方式和發展思想遇到了空前的挑戰。
首先，來自省會城市與直轄市所麵臨的與其他城市之間發展矛盾。這一矛盾來自對“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一思想的扭曲，具體體現在省會城市和直轄市大部分實現了先富起來的目標，但是並沒有實現先富代替後富的最終目標。反而使得周邊城市和地區的發展潛力被大幅削減，改革開放的果實並沒有實現全民共享。
其次，對於物質的扭曲性追求和對於脫貧的粗略解讀使得各省會城市與直轄市大多沉迷於經濟規模優勢的追求，而忽略了其他重要的發展因素。這就使得在取得巨大的經濟成就之後，或者經濟空虛的稀缺性得以彌補之後，物質所帶來的效用逐漸被邊際化，而其他因素，包括創新、企業、生活、文化等多種方麵的要素稀缺所帶來的矛盾集中暴露。這一係列矛盾使得長期積累的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不匹配的供給之間的總矛盾空前激化，而發展方式則尚未擺脫急於求成的做法，加之國際風雲的突變與惡化，使得省會城市和直轄市出現了大量的“欲速則不達”的問題。大量的低效率和浪費現象、尋租現象和素質教育不當現象等與文明發展相悖的問題不斷暴露，人們對於生態環境質量、財富分配平等、公共服務普及、社會公平正義、公民素質提高的追求越來越高，使得城市人口對於經濟現狀存在的諸多不滿也在逐漸暴露，這就是新常態下省會城市和直轄市所麵臨的最為基本的挑戰。
·１１·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三）新常態下省會城市與直轄市的發展戰略要求如何具體去定義這一基本挑戰給予目前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的發展綱要所提出的要求，政策製定者需要從過去改革開放的基本發展思路與今天的發展訴求之間的矛盾中探索出來。伴隨著改革開放和部分直轄市的試點，過去３０年間省會城市與直轄市最為強調的發展點來自效率，而效率的提高和結果主義是各地區推進改革開放的基本動力，但在這一巨大推動力的背後，片麵強調的效率優先和結果至上使得粗放式發展的副作用日益暴露。
一是國有資本權力扭曲。最初，省會城市與直轄市對於國有企業的改革動力在於企業所能給予的巨大經濟規模所帶來的稅收效益和經濟績效，但效率優先使得政策製定者片麵強調規模的價值，而忽略了企業本身的逐利性所帶來的壟斷動機（企業壟斷主要是為了獲取壟斷利潤或者超額利潤），而使得政策紅利給予了國有資本以巨大的壟斷性權力。在這一背景下，民間資本難以生存，而國有企業則會因缺少市場競爭導致巨大的公平模糊性與定位模糊性，從而使其極易成為利益團體的尋租工具，對於有關企業或產業的國際聲譽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不利於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支柱性產業與企業走向世界。
二是政策尋租動機。省會城市與直轄市的產業發展不可避免地麵臨著國內與國際競爭，而其核心競爭因素已經由規模與成本優勢逐漸轉變為技術優勢，但在新的競爭環境下，部分省會城市和直轄市依舊堅持原有的規模優先和量化指標思想來製定政策，對於創新的定義模糊籠統，缺少對於城市創新發展的構想，片麵追求差異化甚至超國民待遇，使得企業難以培育創新動力，片麵追求政策紅利，導致效率大幅下降、產業升級難以為繼的現象。
三是土地製度扭曲。隨著級差地租的推進，省會城市和直轄市逐漸將財政與土地綁架，使得土地逐漸成為地方政府的政績來源，尤其隨著營改增政策的實施，地方政府難以實現收支均衡，從而使得推高地價成為地方政府繼續運營的唯一手段，而這造成了地價與房價的市場扭曲，拆遷補償的失序，開發用地效率低下，囤地現象嚴重，民眾難以承擔房地產的重擔，民生問題逐漸尖銳。
四是賦稅力度失調。政府為實現支出缺口的填補，逐漸集中於“增收節支”政策，加大財稅力度與行政性收費力度，從而使得企業賦稅越來越重，企業避稅和博弈心態與日俱增，甚至逼迫企業退出當地。
五是金融脫實向虛。對於服務經濟的片麵追求使得省會城市和地方政府在不斷·１２·第二章新常態下提高城市首位度的意義做大金融壟斷體製，而使得銀行坐享巨大的超額利潤，金融活動逐漸脫離實體經濟，造成資金效率低下，資金成本高企，經濟整體脫實向虛。
六是發展環境失衡。省會城市和地方政府過分強調發展目標，而對於資源環境與發展的平衡力度不夠，使得部分具有豐富資源的省會城市經曆了“資源詛咒”，且環境惡化問題日益加劇，不符合當今可持續發展的主流思想。
以上發展方式存在著一個共同的問題，即製度的私利性與省會城市及其直轄市的中心地位的不匹配。換言之，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所需要變革的是自身的治理體係與治理能力，基本政策取向由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逐漸轉變為以公平促進效率，以法治保障公平，形成統一開放、公平競爭、有序規範的市場機製，實現產業、規模擴張、民生標準的公平公正，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平衡性發展。
一是淘汰和轉移落後產能，提高產業發展水平。傳統的城市評價體係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發展的溢出效應與發展政策意向存在一定的分歧，重點體現在現有體製下，本地就業與稅收已經轉變為各地政府與中央政府博弈的籌碼，導致各地政府一刀切式地扶持本地企業，使得各地產業同質化現象越來越嚴重。而企業間普遍存在的政府兜底意識使得過度和冒進投資經常發生，最終導致嚴重的產能過剩和資源浪費，甚至導致政府和企業均陷入債務風險。新常態下，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引擎相對“熄火”，轉移過剩的傳統產能並集中力量發展中高端產業、提高產業發展水平已經成為現階段的國家級戰略目標之一，並對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產業布局和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以頭部經濟為主，實現地區性優勢產業聚集，推動城市溢出效應。
二是擴大和深化對外合作與交流。轉移和淘汰落後產能依賴於市場的力量，尤其是國際貿易自由化下引進國外競爭來倒逼國內加快改革步伐，或通過示範效應來獲取技術溢出等學習效益，從而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實現產業轉移和發展。通過近期的貿易戰等事件，我們不難發現，我國目前的技術水平距離發達國家依舊有著巨大的差距，而為了追平這一差距，實現科技興國戰略目標，需要擴大開放，吸引國外的優質企業與優質人才，一方麵倒逼國內企業吸取經驗，加快自主創新的步伐以爭奪國內市場；另一方麵則向世界表明國內的態度，即國內堅持擴大交流與合作，推動國內成為世界交流的窗口，實現知識、技術、人才等多方麵的自由流通，這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三是合理引導城鎮化建設，不搞一刀切式政策。隨著房地產和基建“大水漫灌式”的擴張式投資逐漸“熄火”，“一刀切式”城鎮化帶來的惡果也逐漸顯現，如建築材料的過剩，產業脫實向虛等。這是由於傳統的城鎮化目標僅簡單地就人口規模因素來衡量城鎮化水平，而對於產業集聚、規模經濟、人力資本和知識溢出效應等更為現·１３·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代化的因素重視程度不高等。新常態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的城鎮化規劃作為其他城市的先決範例，更需要綜合考慮其地區性領先在產業、技術等方麵的體現和溢出。
四是有效管理生態與發展的關係，實現可持續發展。新常態下的發展不應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而拋棄作為大國對於溫室效應氣體排放等世界氣候問題應當承擔的責任，應當合理有效地把生態管理納入發展規劃之中，實現可持續發展。對此，各省會城市和直轄市應當就製度先進性給出示範，積極響應低碳經濟改革的戰略需求，指導區域經濟與生態統籌發展。
二、新常態下提升城市首位度的意義（一）新常態為城市首位度改革注入新動力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由於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以及增長速度的減緩，將發生一係列係統性的機製和利益關係變化。因此，改革推進必須平衡“生產導向”與“分配導向”的體製機製。其中最常見的就是“親商”和“親民”政策權衡，以及鼓勵競爭、激勵先進與扶助弱勢、保障底線的政策權衡。由於改革紅利是改革動力的源泉，所以，改革的實際效應應該直接體現為盡可能擴大改革紅利的受益人群麵，減少改革代價的承受人群麵。改革紅利應該是具體的和可感受的，而不是抽象的和虛幻的，而且，應當有相當程度的獲益及時性。理論上說，隻有當改革受益所形成的社會動力明顯地大於因改革受損所形成的阻力，改革的推進才具有可行性。即使是集權式改革，基於完全合理合法的原則，也必須充分考慮受益與受損的現實利益格局，改革路徑即使沒有“帕累托改進”的空間，即無法做到在不使任何人受損的條件下使一些人受益，也應遵循利益動力正向性原則，即改革受益的正能量顯著大於受損所致的負能量。
再者，審慎對待改革的原推動力機製所形成的利益格局，適當承認和保持可接受的既得利益，減少因顯著不公平而獲取的不可接受的既得利益，堅決遏製和製裁非法獲利。反腐獲得廣泛和強烈的民意支持，是改革突破利益藩籬的強有力正能量。而持續的民意支持還要基於使更多人從改革中獲得可以直接感受的切身利益。改革要積極推動政府、社會、市場關係向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方向轉變。尤其是要使“父母官”心態和體製逐漸轉變為政府真正承擔“公仆”和“裁判員”職能的體製。改革的“頂層設計”和“規範行為”不能夠由行政性係統主導體製灌輸，即形而上學式的統一貫徹。市場和社會主體不能夠變為改革的被動接受者，而應當自主參與其中。同時，體製改革的公共品邏輯決定了改革的動力機製中需要由體現利益中性的“智庫”和·１４·第二章新常態下提高城市首位度的意義“第三方評估”機製。由於改革的具體舉措必然涉及敏感的利益關係，通常還會有一定的副作用，盡管在全局上充分合理，但也未必對所有人都同樣有利，甚至會使一些人不可避免地受損。所以需要有相對超脫的“利益不相關方”或“利益非相關者”參與改革決策。這是改革的第二級動力機製同第一級動力機製相區別的特點之一。
最後，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逐步消除各種壟斷現象，尤其是消除行政性壟斷，從而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機製，有效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而要消除壟斷，就必須有比壟斷勢力更為強有力的改革力量。這種改革力量不可能僅僅來源於經濟領域，因此，經濟體製改革的成功必須基於各領域的全麵深化改革，在涉及重大複雜利益的改革上，需要有“政治決定”的決斷機製。據此，新常態下，對城市首位度的定義不再簡單地聚焦於人口規模優勢，而是就產業、規模、功能和製度等多方麵實現首位城市的相對優勢，因此，提升新常態下的城市首位度也是發展戰略目標的必要條件。
（二）新常態促進城市首位度綜合發展首先，提高首位城市的規模首位度，通過首位城市的資源優勢和人口優勢合理引導城鎮化建設。通過城市本身的集聚性優勢實現過渡性城市擴張，有利於減少“一刀切式”政策造成的無效重複建設和資源浪費，提高城鎮化效率。城鎮化進程是國家發展藍圖之中關係民生的重要一環，而作為規模首位的城市，其城鎮化路徑已經具有顯著的示範作用，不僅體現在其資源規模、人口規模等傳統衡量標準之上，更體現在其便利化程度、民生水平、人均公共服務等多方麵的平均規模考評之上。相對於此，國內二線城市的崛起就能夠在資源與人口不具有顯性比較優勢的情況下，憑借著公共資源、生活便利水平等多方麵因素在多方麵實現了一線城市同等的吸引力。作為首位城市，其規模優勢能夠帶來要素集聚性，從而進一步擴大這一優勢，實現良性循環。
其次，提高首位城市的產業首位度，體現為提升首位城市內部產業鏈地位，提高產業增加值率。這有利於建立首位城市的頭部經濟地位、實現區域產業經濟的合理布局、提高區域內技術溢出效率、促進區域產業經濟協調發展。首位城市就產業方麵發揮其輻射效用必然需要高端產業的比較優勢。隨著對外開放步伐的逐漸加快，擁有具有國際性比較優勢的發達產業是首位城市具有其地位的必然要求，也是首位城市實現區域性產業政策的堅實基礎。高端產業的比較優勢來源於兩方麵：一是產業在價值鏈之中的地位，二是產品附加值。實現高端產業比較優勢，有利於首位城市建立以自身產業為核心的多邊產業體係，通過高級要素的投產關係發展或吸引其他高·１５·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端產業，從而實現區域性產業的結構性改革，應對新常態下產業的困境。
最後，通過提高首位城市的功能首位度，能夠實現區域內部城市間的功能性協調和統籌，提高城市分工效率。通過以首位城市分別作為交通運輸、公共服務、對外開放和城市群布局的中心，有利於加強城市間的交流與合作，避免重複的政府性事務，提高行政效率。隨著城市分工體係的發展完善，首位城市與非首位城市最為重要的區別在於首位城市的功能獨特性，具體體現在樞紐地位、空間便利度、公共服務效率、行政效率等多方麵的獨特優勢，而這一獨特優勢的實現能夠起到行為的示範與指導作用與公共要素的輻射作用，實現對周邊城市稟賦功能的促進。
三、本章小結新常態下，國家傳統發展觀念的演變對於城市首位度提出了新的衡量標準和新的發展訴求，即在這一概念新的定義下，提升首位城市的首位度體現在產業、規模、功能和製度等多方麵質的提升。提升首位度的意義在於充分利用首位優勢引領城市群或區域經濟發展符合時代訴求，順勢而行，在尊重經濟發展規律的前提下，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
參考文獻［１］李揚，張曉晶．“新常態”：經濟發展的邏輯與前景［Ｊ］．經濟研究，２０１５（５）：４１９．［２］蔡癑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應和引領中國經濟新常態［Ｊ］．財經界，２０１６（３５）．［３］劉偉，蘇劍．“新常態”下的中國宏觀調控［Ｊ］．經濟科學，２０１４，Ｖｏｌ．３６（４）：５１３．·１６·第三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優化城市首位度的意義供給側改革的提出始於產能過剩現象的普遍存在。新常態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被傳統製度所抑製，而其最為慣常的產業化體現就在於國內企業———尤其是傳統重工業對基本技術的依賴，而難以實現在效率與創新水平上的提高，使得產業創造的增加值大打折扣，大部分傳統行業的利潤率出現了大幅的負增長。與此同時，企業依舊在瘋狂地擴張，造成了市場不景氣與產能過度擴張並存的局麵，反映出當今國內對於規模經濟過度追求所導致的嚴重的產業發展障礙。隨著消費市場因經濟水平的發展而不斷提高、改善，供需關係出現了嚴重的結構性失衡，國內的供給難以實現日益提高的需求，具體表現在一方麵，過剩產能對於先進產能進行了殘酷的擠兌；另一方麵，中國的供給體係與需求側嚴重不配套，總體上是中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同時高端產品供給難以滿足需求市場。強調供給側改革，就是要從生產、供給端入手，調整供給結構，為真正啟動內需，打造經濟發展新動力尋求路徑。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以消費升級促進產業升級，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擴大內需的供給側改革再次被深入解讀，同時指明了今後宏觀政策和著力點。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習近平同誌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設現代化經濟體係，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係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隨著全球凱恩斯主義貨幣政策的弊端逐漸暴露，通過提高生產能力來促進消費、從而促進經濟增長逐漸成為結構性改革的主線，其目的在於合理克服現有政策的弊端，實現更為優化的增長。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發展的影響供給側改革始於供給管理理論，其最初提出於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的美國。當時美國經濟麵臨著嚴重的“滯脹”，凱恩斯主義失靈。供給管理體製的核心在於減少稅負和國家幹預經濟的力度，以“無形的手”而非“有形的手”主導經濟的調節與管理。其核心在於，隻有通過優化投入要素，才能優化總供給，並增加和優化總供給，並使得全中國省會城市及直轄市首位度發展報告社會財富增加，提高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填補稅收空缺，實現經濟效率最大化。
從這個角度來看，省會城市與直轄市就減稅減負方麵的有所作為是供給側改革能夠實現經濟發展的第一前提，且最為重要的減負政策在於降低邊際稅負。支撐這一政策理念的基本觀念在於拉弗曲線，即征稅具有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兩種效果：收入效應會增加政府的稅收收入；替代效應會減少政府的稅收收入。因此，隨著稅率的增加，政府的稅收收入呈現先增加後減少的趨勢。
目前，省會城市及直轄市就稅負方麵依舊處於高位，企業難以負擔各種稅收與行政事業性收費，導致大量的企業集中相當一部分資源與精力專注於避稅以提高生存空間，不利於企業長期的發展，同樣也不利於地區經濟長期的發展。此時，適當的減稅將有助於企業減少避稅的精力而專注於企業生產，從而實現企業規模的擴大，進一步帶來政府稅收的增加。部分省會城市及直轄市的實踐已經表明，高稅收挫傷了人們勞動和儲蓄的積極性，同時減少了企業投資的積極性，阻礙資本形成，降低社會生產財富的能力，使得供給側的經濟微觀主體受到抑製。此時，減稅可以刺激他們的積極性，增加供給，進而通過“薩伊定律”實現由供給自動創造需求，使經濟走出穀底。
經濟的增長擴大了政府的稅基，從而增加政府的稅收收入。
其次，政府開支和幹預規模的減少，也是省會城市和直轄市刺激經濟活力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啟示之一。政府過大的開支和過長的手不僅無益於供給質量與供給結構的優化，反而會滋生政府的權力壟斷與腐敗，進一步降低自由競爭環境的構建，損害企業家精神的弘揚與發展，使得政府成為經濟增長和結構性優化的包袱。隨著省會城市與直轄市政府對當地市場的合理運行的幹預不斷減少，留給利益集團的尋租空間將被大幅縮減，從而鼓勵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倒逼企業麵對競爭並提高自身實力。無論是減稅，還是減支和放任並重，都是一種將發展最大限度交給市場去定奪的方法。
當前，過高的稅負和過長的政府幹預帶來了四個方麵的問題，即產能過剩、企業避稅與尋租、發展速度與民生水平提高速度不匹配和政府效率低下。（１）產能過剩來自政府對於稅收的過度依賴，以及過度粗放式發展帶來的對量化指標的過分強調。
（２）企業避稅與尋租來自政府的稅負力度與一刀切式的發展政策，使得企業喪失了尋求競爭優勢的動力。（３）民生水平提高的相對落後則來自過去對發展速度的過分強調和單一追求，而使得其他方麵的發展訴求被遏製，從而導致了目前顯著的“國進民退”現象，使得經濟發展與省會城市與直轄市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從而顯著抑製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４）政府效率的低下，則來自省會城市·１８·第三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優化城市首位度的意義和直轄市長期以來政府的權力壟斷，其“過長的手”所導致的普遍的權力尋租行為，這一腐敗的根源隨著經濟發展日益得到暴露。
綜上所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括產業、調控、財稅與資本的新戰略部署，即包括產業優化重組、結構性減稅、化解房地產庫存和防範過度投資，幾大領域相輔相成，共同勾勒了供給側改革的總路線，也為包括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等首位城市提供了新的發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