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廉介正直剛耿有聲的陳鼎
陳其學的父親陳鼎（陳珠的重孫子）出生於明成化年間，當時的皇帝是明朝第八位皇帝憲宗朱見深。朱見深在位23年，卻有著16年不理朝政的經曆，一切都由大太監汪直辦理。他還在東廠之外設置西廠特務機關，任由大太監汪直製造冤獄，排斥忠良，打擊異己，胡作非為，製造了一係列冤假錯案。當時的朝政一片混亂，大太監汪直“威傾天下”（絲毫不亞於之前的大太監王振和後來的劉瑾），被稱為有明一代臭名昭著的“特務頭子”。
一次，朱見深看小太監演戲。
一個小太監裝做喝醉了酒，搖搖晃晃的上了台，有人說天子來了，皇帝來了！他並不害怕，照樣罵罵咧咧，搖搖晃晃，不予理睬。說汪公來了，小太監才害怕了，酒也醒了，撒腿就跑。有人拽住他問，皇帝天子萬歲爺來了你都不怕，怎麼一喊汪直來了你倒怕了？小太監回答說，現在人人都知道有汪太監，誰還知道有皇帝啊，這才讓朱見深有了警惕。成化19年，朱見深以欺罔苛擾罪罷黜了汪直，清除了他的死黨，取消了西廠。
這種情況到明孝宗朱祐樘的弘治年間才得以改善。
朱祐樘的弘治年間被史學家稱為“弘治中興”。他在位18年，可以說是政治上比較清明，百姓安居樂業的年代。史學家說其功績一點也不亞於朱元璋和明成祖，是明朝為數不多的一位比較有作為的皇帝。
陳其學的父親陳鼎就是在這種相對清明的政治環境中成長起來，由一個不諳世事的小兒郎成為文思敏捷，洞察世事，才華橫溢的青年。
弘治十七年（1504年），陳鼎鄉試中舉，這極大的鼓舞了他求學上進的熱情。第二年春闈（弘治十八年乙醜科），他一鼓作氣考中進士，排在三甲第110名（見《明清進士提名碑錄索引》）。這是陳家自靖難陳迪故後第一位在山東蓬萊考取功名的人。但為了免除迫害，他沒敢寫登州府蓬萊縣，更沒敢寫安徽宣城，而籍貫上寫的是山東德州府（見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因為始祖陳迪在靖難中被禍滅三族的事留給他家的教訓太深了，而陳迪與他僅僅相隔五代。他們家在陳鼎出生幾十年前的洪熙年間才剛剛得以平反。他的父親、爺爺、太爺爺，盡管學富五車，可因為陳迪的事根本不敢考取功名，就怕永樂皇帝朱棣翻臉不認人，重新嫁禍於陳迪的後代。
正德四年，考中進士的陳鼎出任了大明王朝禮科的給事中。
需要說明的是，六科雖然也分吏、戶、禮、兵、刑、工，但他們不在六部尚書的領導下，他們執掌侍從規諫之職，行稽查六部百司之權。他們能夠接近皇帝，直接向皇帝彙報工作。
六科在朝中是個言官組織，由吏部任免。明代言官的主要組織機構是都察院和六科。明朝立國之初,朱元璋鑒於元末吏治腐敗傾覆的教訓，對台諫官的建設非常重視。洪武十五年，設都察院（相當於今天的中紀委和監察部），與六部尚書分掌的各部共為七大衙門，下設十三道監察禦史為天子耳目，代天子巡按各地。監察禦史，官職雖卑，僅為七品，其權卻重，可以糾彈百官。同時，明太祖又增設六科（吏、戶、禮、兵、刑、工）給事中官職，侍從皇帝。其秩雖也為七品，但因是近臣，所以非常受朝野重視。六科給事中在明代被稱為科官，十三道監察禦史則被稱為道官，合稱為“科道官”，也稱為“台垣”，禦史為台，六科為垣，構成明代糾舉彈劾，防止官員敷衍公事，違法亂紀的兩道交叉防線。
六科給事中與十三道禦史雖然合稱為“科道官”，但給事中典章奏，得爭是非於廷陛間，格外受到重視。明太祖清醒地認識到言官對政治清明所負有的特殊責任。他說：“治國之道，必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眾流障遇，言塞則上下壅蔽。諸公有所建明，當備陳之。不宜有所隱蔽，若隱避不言，相為容默，既非事君之道，於己亦有不利”。基於此種認識,明太祖創設的都察院與六科便出現了獨特的職權與地位。
明朝的給事中有許多特權和待遇：
其一，有接近皇帝的權力和機會。明初，六科給事中與翰林院、尚寶司官常朝俱在奉天門上禦座左右侍立，故稱為近侍。在封建社會，能夠侍奉於皇帝左右的，是極其重要的政治待遇，一般朝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其二，在朝廷重要禮儀場所，位次排列遠比同品秩官員要前，顯示出他們政治地位的特殊性。大臣上朝，一般按品秩排位次，以體現其地位與權力的尊卑大小。但永樂以後，七品言官開始排列於五品郎中之上。其三，參與權力核心。《明史》載：“天下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與輔臣等。”也就是說，科臣與閣臣一樣，具有參與最高決策圈活動並提出建議的權力，甚至有反駁權，這是一般官員所不具備的。其四，在官場一般禮節上，職位高、品秩上的九卿對言官也不敢怠慢。其五，言官在經濟上也有不少特權，他們享有與四品官員一樣的優免田賦的待遇。
得到這樣的待遇，陳鼎心裏高興極了。他要一心一意的為皇帝建言獻策，等待機會，為國家作出更大的貢獻。
自明成祖朱棣之後，宦官在朝中越來越受到重視，逐漸形成了宦官集團，而且勢力越來越大。宦官（太監）們還被派出去鎮守一方。正德年間，因為武宗朱厚照不理朝政，一切均由掌印大太監劉瑾說了算。掌印大太監劉瑾甚至被稱為“立皇帝”。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利，肆意迫害文官集團，陷害忠良臣子，成為文官集團的死對頭。這一切陳鼎都看在眼裏記在心上。
明朝的內閣與司禮監是一個製約關係。內閣大臣相當於皇帝的私人秘書，司禮監的掌印（秉筆）大太監則相當於機要秘書。各省府縣衙門呈皇帝的奏折一般都會由司禮監轉到內閣，由內閣大臣提出處理意見再呈皇帝，這叫票擬（亦稱閣票），由司禮監的掌印（秉筆）大太監轉呈皇帝，皇帝如果同意閣臣的意見，再用朱筆抄下，就成了諭旨。司禮監名義上是掌理內外奏章及禦前勘合，傳內閣票擬給皇帝批朱的，但實際上他們的權利可以無限擴大。內閣票擬的“諭旨”是要由皇帝親自判定批朱的，這是皇帝自己的事。但要遇上一個不負責任的皇帝（如武宗朱厚照）就壞了，批朱的權利就落到司禮監的掌印（秉筆）大太監的手中。這樣，皇帝的意見就變成了掌印（秉筆）大太監的意見，這還不可怕嗎？
劉瑾是陝西興平縣人，祖上姓談。明景泰年間，被太監劉順收為義子，改姓劉，後亦入宮當了一名宦官。此人能言善辯，喜歡吹拉彈唱，“成化年間領教坊見幸。”後去東宮待奉太子，“以俳弄為太子所悅”，受命掌管鍾鼓司。這個鍾鼓司曾被人們稱為二十四衙門中地位最低的東衙門。
因明成祖朱棣依靠宦官通風報信，及時掌握了建文帝朱允炆的軍機情況，從而發動政變成功，順利推翻了建文帝，奪取了明朝先帝的江山。因此他對宦官極為重視，並給予其很大的權利，居然可以代表皇帝監軍、巡邊，監礦、監稅。有的甚至被派出去當一地的守備，鎮守一方。太監隊伍也由明初的不足百人發展到後來的十幾萬人。成祖後，明王朝皇帝多平庸、昏憒，不理朝政，因此為太監專權，刮民財，魚肉百姓，欺侮朝官，胡做非為創造了便利的條件。所以，明朝出了許多禍國殃民、專權誤國的大太監，如英宗正統年間的王振；憲宗成化年間的汪直；穆宗隆慶年間的馮保；神宗萬曆年間的陳奉；熹宗天啟年間的魏忠賢和武宗正德年間的劉瑾。
劉瑾雖地位低微，卻誌向不凡，他推崇仰慕明正統年間權傾朝野，將明英宗朱祁鎮引至沙場被俘（史稱禦駕親征英宗北狩）的大太監王振，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王振那樣權傾朝野，出人頭地。他效仿王振，在待奉太子時處處投其所好，依從太子，滿足太子追求安逸淫樂的種種惡習，深得太子喜歡。
弘治十八年（1505年），36歲的明孝宗突然病死，15歲的太子朱厚照繼位稱帝，為明武宗。明武宗可能是明朝最荒淫無度的皇帝了。他繼位後是為正德年間。劉瑾、穀大用、張永等八個太監（史稱八虎）圍在武宗身邊，想方設法引誘他縱情聲色犬馬，逐步受到明武宗的更加寵信。但劉瑾並不滿足，他迎合明武宗淫逸放蕩的追求，在西苑修建了一座豹房。這是一座勾連櫛比，兩廂設有密室的多層宮殿。裏麵除養了一些虎豹野獸供觀賞外，還養了一批嬌娃美女供武宗享用。此外，他還挑選了12位能歌善舞、色藝俱佳的少女送入豹房供武宗姿意淫樂。既使這樣，劉瑾尤嫌不夠，他還經常從教司選拔能歌善舞漂亮英俊的樂工，到豹房表演歌舞雜劇。這樣，豹房便成了男女混雜、君臣不分、夜以繼日、縱情宣淫的淫窟。武宗再年輕，精力亦有限。便無暇處理軍國大事，而劉瑾則乘機竅取了朝中大權。明史載：“瑾每奏事，必偵帝為戲弄時。”於是，我們想象豹房中經常會出現這樣的畫麵：武宗正在如雲的美女中周旋淫樂，樂工們正在演奏著靡靡之音，劉瑾出現了，遞上奏章，請皇上批閱裁處。武宗正心神蕩漾、樂不可支，那有心思看那些枯燥的折子，便瞪起眼睛不耐煩地對劉瑾說：“我用你是幹什麼的，總跑這兒來煩我，去去去！”於是，折子便由劉瑾來閱讀了，閣臣的票擬便由劉瑾來朱批了，事情便由劉瑾來裁斷了。一個曾經是二十四司中地位最低的鍾鼓司掌司人，便成了正德年間權勢炙手可熱的大宦官。以至當時京城內外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一個坐皇帝、一個立皇帝；一個朱皇帝、一個劉皇帝。”可見劉瑾在專權擅政方麵已超過了他的前輩王振。明史340卷，列傳192宦官條目中對劉瑾的評價是“當是時，瑾權檀天下、威福任情。”就是說，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托皇帝威福，借皇帝之口顛倒黑白，生殺予奪已到了隨心所欲的地步，哪還管什麼國家的法律製度。因此，正德年間的明朝，不可避免的成為又一曆史上的黑暗年代。正德二年三月，曾有53人被劉瑾列為奸黨，頒示天下，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在所謂的清倉清稅中，他以檢查鹽課為名，權責巡鹽禦史王潤等，一次被貶官降職的就達173人；正德四年（1509年），劉瑾又矯詔追奪大學士劉健、尚書馬文升等675人誥敕為民、充軍；在清查廣東庫藏時，他假立名目將兩廣總督等890人逮逋問罪。那時候，凡是說過劉瑾壞話，不向劉瑾送禮行賄或劉瑾看著不順眼的，不論你官職多高，都將受到打擊迫害。你官職再高還能高過皇帝嗎，我劉瑾就是當今“皇帝”（因朱皇帝根本不理朝政）。我的話就是“聖旨”，你敢不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