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和珅之死，“貽誤軍機”隻是嘉慶迫不及待地處死和珅的借口，因為和珅的存在影響到了嘉慶體係的建立，用嘉慶的話說，就是“因其囊國殃民，專擅狂妄”。
被嘉慶列為黨附和珅的官員有：福長安、和琳、伊江阿、蘇淩阿、吳省欽、吳省蘭、李潢、李光雲等，而從嚴處置的隻有福長安、和琳、伊江阿。
在和珅黨羽中最主要的是福長安。在乾隆逝後，福長安同和珅一樣被任命為治喪的主要人員，而且同和珅一起被軟禁在大行太上皇的停柩之殿，一塊鋃鐺入獄，真稱得上是一對政治上的難兄難弟（按輩分，和珅是乾隆的兒女親家，福長安是乾隆的內侄）。
嘉慶在頒布和珅二十大罪狀的同時，也在上諭中提及福長安：
“至福長安，祖父叔侄兄弟世受厚恩，尤非他人可比。其在軍機處行走，與和珅朝夕聚處，凡和珅貪黷營私，種種不法罪款，知之最悉。伊受皇考重恩，常有獨對之時，若果將和珅縱恣藐法各款，據實直陳，較之他人舉劾，更為確鑿有據。皇考必將和珅從重治罪正法，如從前辦訥親之案，何嚐稍有寬縱，豈尚任其貽誤軍國要務一至於此！即謂皇考高年，不敢仰煩聖慮，亦應在朕前據實直陳，乃三年中，並未將和珅罪跡奏及，是扶同徇隱情弊顯然。如果福長安在朕前有一字提及，朕斷不肯將伊一並革職拿問。現在查抄伊家貲物，雖不及和珅之金銀珠寶數逾千萬，但已非伊家之所應有，其貪黷昧良僅居和珅之次。”
指責福長安未向嘉慶揭發和珅罪行，並非全無道理，但有一點需指出的是，在乾隆訓政的三年，嘉慶尊稱和珅為相公，凡有事向太上皇奏報，都要請和珅代轉。當嘉慶身邊的人對這一做法提出異議時，皇帝還解釋道：“朕方依靠相公治理同事，哪能輕視薄待他呢！”嘉慶表麵上尊重和珅是出於韜晦，福長安又焉能悟出其中的奧妙？
和琳身為和珅胞弟雖已去世三年，亦被革掉公爵，從配享的太廟中撤出牌位。在嘉慶看來，和琳罪狀主要為兩點：一是“聽受和珅指使”，“參奏福康安木植一案”，“為傾陷福康安之計”；二是“和琳同福康安剿辦湖南苗匪，亦因和琳從中掣肘，以致福康安及身未能辦竣，是和琳於苗匪一案有罪無功”。
山東巡撫伊江阿之所以被皇帝點名，是因為他得悉太上皇龍馭上賓時，竟然致書和珅勸其節哀，而在給皇帝的請安折中卻沒有任何“慰唁”，隻是“將尋常地方事件陳秦”。對於伊江阿這種違背常理的反常做法，嘉慶大為惱火，在正月十三下達的上諭中痛斥道：
“伊江阿身為滿洲，現任巡撫，又係大學士永貴之子，且曾在軍機處行走，非不曉事者可比，乃竟如此心存漠視，轉於和珅慰問殷勤，可見伊江阿平日不知有皇考，今日不知有朕，唯知有和珅一人，負恩昧良，莫此為甚！”
於是伊江阿被革職。
嘉慶在處決和珅的第二天，即發布上諭，明確表示“此案業經辦結”，鑒於“和珅所管衙門本多，由其保舉升擢者自必不少，而外省官員奔走和珅門下逢迎饋賂者皆所不免，若一一根究，連及多人，亦非罰不及眾之義。”嘉慶再次重申，“朕所以重治和珅之罪者，實為其貽誤軍國重務，而種種貪黷營私猶為其罪之小者，是立即辦理，刻不容待”，“不肯別有株連，唯在儆戒將來，不複追究既往，凡大小臣工無席心存疑懼。”因而對於上諭中點名的吳省蘭、蘇淩阿、李潢、李光雲等也都網開一麵。
在這裏尤需一提的是吳省欽、吳省蘭兄弟。吳省欽即把曹錫寶疏劾劉全一事向和珅告密者，吳省蘭係其弟。吳氏兄弟早年科場及第，又以文采出眾聞名。吳省蘭從乾隆二十八年起在鹹安宮官學任教習，曾是和珅的老師。孰料在和珅發跡之後，吳氏兄弟反而向和珅執弟子禮，趨炎附勢之態令人作嘔。嘉慶四年，吳省欽已經擔任都察院左都禦史，位居台長，和珅被逮之後，“伊自揣係和珅私人”，“恐被人列款彈劾”，搶先奏請回原籍養老，皇帝怒其“避重就輕”，“著即照部議革職，回籍”。
吳省蘭曾任翰林院侍講、禮部侍郎、浙江學政等職，還長期兼記注官及南書房行走。嘉慶嗣位後，和珅推薦吳省蘭給皇帝謄錄禦製詩，以便能及時了解新君的喜怒。早已洞悉和珅用心的嘉慶則頗為謹慎，僅寫一些祈禱風調雨順、追述列祖列宗功業以及平定白蓮教的詩，使得和珅根本無從了解嘉慶的真實想法。吳省蘭在和珅案發前已經擔任浙江學政，嘉慶念及他在浙江任內並無劣跡，隻免去學政，降為編修。至於“兩耳重聽”的蘇淩阿與正患痰疾的李光雲，俱令以原品致仕。
嘉慶之所以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了結和珅一案，主要還是為了集中全力對付方興未艾的白蓮教起義。和珅既死，其家產自然罰沒歸公。
那麼，和珅家產到底有多少呢？和珅家產被籍沒後，抄出了大量動產與不動產。此事轟動了朝野上下，成為震驚中外的頭號新聞，也成了街頭巷尾議論的話題。和珅家財巨富，是清朝任何官吏所不能相比的。朝鮮使臣就曾說：“閣老和珅權勢隆盛。則天子亦不足貴。”以至他家的財產使皇子與王公貴胄們都為之羨慕、傾倒和垂涎；甚至有的皇子認為如果要能得到和珅家那麼多財產，比當皇帝還要得意，因為他知道皇帝這個寶座，他無論如何是當不上的，因此就把希望寄托在有朝一日，能得到和珅家財了。和珅家產被籍沒後，民間就廣為流傳說其家財達八億兩白銀，而且這些說法被民國以來的某些史家所承認。甚至有人說：和珅家財“凡109號。赤金580萬兩，生沙金200萬兩”，連同其他財產，“估計不少於8億兩黃金”。果真如此嗎？很值得考證一番。
8億兩黃金相當於當時國庫收入的十多倍，因為清朝在乾隆末年的國庫收入在7000萬兩左右。難道在和珅當政的20多年中，他一人每年的貪汙收入，竟能相當於當年國庫收入的一半？再說他家能有藏金780萬兩（相當於4．875萬斤，約合244噸黃金），如果當時清朝全國生產的黃金全都落入和珅家，也需要年產10噸以上。當時黃金全靠手工生產，其勘探、生產設備、機械，以及生產技術都是十分落後的，要年產10噸黃金是不大可能的。因為據新聞報道說，我國在1955年時，全國黃金的生產量指標才不過100噸，因此，這8億兩的數字是很值得懷疑的。再有，史載雍正帝統治後期，國庫存銀大約有2400萬兩，“積貯可供二十年之用”；但是這個數字隻相當於和珅貪汙總數“8億兩”的3％左右，這可能嗎？絕對不可能。
從《清實錄》與其他正史、檔案的記載來看，和珅家除了珍藏大量稀世寶物、珠玉、古玩和字畫（這部分財產是難於估價的）外，能夠估價的現金、土地、房屋等，當在一二千萬兩之譜。僅就這個數字來看，那已是夠驚人的了。這在清朝268年的曆史中，已屬罕見；同時他也是整個清朝被抄家的官吏中家貲首屈一指者，鼇拜、明珠、年羹堯、隆科多與訥親等人沒有一個人能與他相比。
說“和珅富比皇室”是並不過分的。據查，在“升平昌阜，財賦豐盈”的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時，戶部庫存也不過800餘萬兩，而和珅的家財竟比這個數字多百餘倍，這又怎麼可能呢？！還有，和珅的家業就是比起當時地位顯赫的親王、郡王們的家財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簡儀親王德沛（即德濟齋），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嗣王位時，得知“邸庫中存貯銀數萬兩”，就嚇得不得了，非常恐慌，趕忙對王府中管事的長史說：“此禍根也，不可不急消耗之，無貽禍後人也。”不久，他決定把部分存銀分給府中一些人，其餘的則用於建造別墅、亭榭樓台……迅速花費掉了。又如，在嘉慶朝以富有著稱的成親王永理，邸庫中存銀也不過80萬兩。由此可見，在嘉慶時期，一個王爺家中庫存白銀幾萬兩、幾十萬兩就算很大的豪富了。可這比起和珅來，真可謂小巫見大巫了。
應該指出官書與清朝檔案中有關和珅家產的記載大體上是一致的，可以相互印證。隻有個別地方稍有不同。如和珅家地窖藏銀《清實錄》中記載為200萬兩，而在《清史稿》與《清史列傳》中為300萬兩。其他地方基本相同，隻是語句和修辭稍有差異。這些官書的記載，又大體上都能與今天保存在中國第一檔案館的有關檔案對上號，可見這些官書是來源於檔案的，應該說是可信的，這是研究和珅家產數量的主要根據。 比起官書和檔案有很大差異的是野史、筆記等民間流傳的記載。兩者有關和珅家產的數目出入頗大，相差懸殊；就是相互傳抄的所謂《查抄和珅家產清單》，彼此間也有一定差距，互不統一。因此，對於它們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必須作一番認真的考證。首先應該指出，野史、筆記中所載《查抄和珅家產清單》，表麵上彼此大致相像，但要仔細推敲又很不相同。例如，房屋的數量、金銀的數目、珠玉珍寶的數目都大不一樣。在《查抄和珅家產清單》中記載和珅在海澱花園中的亭台一共是36座，而在薛福成《庸盒筆記》中記載為64座；《查抄和珅家產清單》中記載：宅第中，正屋一所（十三進，共七百三十間）、東屋一所（七進，共三百六十間）、西屋一所（七進，共三百五十間）、徽式房屋一所（七進，六百二十間）。而在《庸盒筆記》中卻記載為：正屋一所（十三進，七十二間）、東屋一所（七進，三十八間）、西屋一所（七進，三十三間）、徽式屋一所（六進，六十二間）、東屋側室一所（五十二間）、四角樓更樓十二座（更夫一百二十名，雜房一百二十餘間）。在《查抄和珅家產清單》中記載：和珅家藏赤金五萬八千兩、銀元寶五萬五千六百個。而《庸盒筆記》中卻記載為：赤金五百八十萬兩、銀元寶九百四十萬兩。此外，有關和珅家的當鋪、銀號數目也不相同，《查抄和珅家產清單》中記載為：當鋪十處，本銀八十萬兩、銀號十處，本銀六十萬兩；而《庸盒筆記》中卻記載為：當鋪七十五座，本銀三千萬兩，銀號四十二座，本銀四十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