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十年（1795），年邁的乾隆皇帝傳位於自己的兒子嘉慶。但嘉慶改元及新君即位，並不意味著乾隆時代的結束，實際上這位85歲高齡的太上皇依舊是大清帝國的主宰。在他看來，35歲的子皇帝“初登大宅，用人行政，尚當時加訓誨”，軍同大事“豈能置之不問”？身為太上皇的他，“仍當躬親指教，嗣皇帝朝夕聆聽訓諭，將來知所稟承，不至錯誤”。這位“自揣精神強固”的太上皇，仍舊每日披覽奏章，對於察吏勤民之事，隨時訓示子皇帝，希望他勤加練習。
據《朝鮮李朝實錄》所載，嘉慶元年正月十九，太上皇在圓明園的“山高水長”招待前來參加歸政大典的外國使臣及蒙古王公觀看煙火。太上皇在召見朝鮮使團時，令和珅宣諭：“朕雖歸政，大事還是我辦。你們回國，問國王平安。道路遙遠，不必差人謝恩。”
可見，乾隆此時雖然位居太上，卻仍不願放棄大權。
登上皇帝寶座、得到皇帝玉璽的嘉慶，實際狀況又如何呢？參加歸政大典的朝鮮使臣李秉模，在回國後曾向本國國王作如下彙報：“新皇帝狀貌和平灑落，終日宴戲，初不遊日，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則亦喜，笑則宜笑。”
一言以蔽之，嘉慶不可能走出乾隆的陰影。
對嘉慶來說，一方麵要接受太上皇的訓政，接受太上皇的旨意，令行禁止，不能有任何個人的見地，另一方麵也不能對權力有任何染指之嫌，更不能對藩邸舊臣與朝中大臣有蛛絲馬跡的聯係，否則就會在太上皇敏感而又多疑的心中形成一個虛幻的子皇帝黨的威脅。乾隆對此是非常敏感的，嘉慶改元後，在新君藩邸的老師朱圭，同其他大臣一樣向嘉慶進頌冊，然而朱氏的頌冊則要受到乾隆的審查，看其措辭是否得當，是否符合大臣之體。此後，當乾隆決定把擔任兩廣總督的朱圭調至京師擔任大學士時，嘉慶立即賦詩祝賀，孰料墨跡未幹，和珅已把此事向乾隆彙報，從而使太上皇得出“嗣皇帝欲示恩於師傅”的結論，竟至大動肝火，頗有治罪嘉慶之意，多虧董浩從中周旋，才使得乾隆冷靜下來，並要求董浩“經常以禮輔導嗣皇帝”。這一場欲治罪嗣皇帝的風波，雖然終於平息，但它卻給嘉慶以及朝中大臣留下了不盡的惶恐，此後的嘉慶隻能更加小心翼翼，在權力問題上愈發表現得無所作為，一切唯太上皇的意誌是從。
朝中一些大臣都在心底盼望嘉慶能真正親政，盼望新君能走出乾隆的陰影。大學士阿桂於嘉慶二年（1797）八月二十一病故，終年81歲。他在臨終前，曾無限感慨地對家人說：
“我年逾八十，可死；位居將相，恩遇無比，可死；子孫皆以佐部務，無所不足，可死。今忍死以待者，實欲俟皇上親政，犬馬之意得以上達。如是死，乃不恨然。”
然而，阿桂並未能等到這一天。
英國使團副使喬治·斯當東在撰寫的回憶錄中是這樣描繪乾隆晚年與和珅的關係的：
“和中堂（即和珅）緊隨在皇帝禦駕後麵，當皇帝停下轎子差人走過來向特使慰問的時候，幾個官員跳過溝去走到轎前下跪致敬。可注意的是，除了和中堂之外，沒有其他大臣和皇室親人等跟隨著皇帝陛下，足見和中堂地位之特殊。”
“他是皇帝唯一寵信的人，掌握著統治全國的實權。”
“這位中堂大人統率百僚，管理庶務，許多中國人私下稱之為‘二皇帝’。”
上麵說的是嘉慶三年前的情形，迨至乾隆退居太上之後，隨著乾隆體力、精力的衰退，對和珅就愈發依賴。
乾隆在退居太上皇之後，生活規律，起居有常，偶有失眠，默念幾遍佛家《七偈》即可入睡，他在一首詩中寫道：
“笑眾虛稱佛（宮內以老佛爺稱太上皇），有心誠愧儒。消眠常 背讀，七偈七嗚呼。”
太上皇的身體雖然健康如昔，但聽力、視力卻在急劇衰退。乾隆的左眼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經變花，但他拒絕戴花鏡，因而到八十多歲以後，已看不了奏折。臣下奏章的副本要交給和珅，而和珅為了不刺激太上皇，使其健康進一步惡化，就采取報喜不報憂的辦法，致使許多真實情況被封鎖。
盡管和珅極力要延緩太上皇的衰老進程，但乾隆衰老的速度依舊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其左耳所患重聽症愈發嚴重。按照中醫的觀點，男性左邊的器官生病很難治愈，女性則正好相反。乾隆的視力、聽力都是左邊出了問題，這本身就不是一個好兆頭。
乾隆退位兩年之後，記憶力已明顯衰退，很可能得了老年健忘症，經常是剛用過早飯，又傳早膳，往往是“昨日之事，今日輒忘；早間所行，晚或不時。不久，乾隆說話也變得含混不清，除了和珅能聽懂太上皇說什麼，和珅自然就成為乾隆的翻譯，至於在翻譯中是否假傳聖旨，隻有和珅自己清楚。為太上皇，依舊大權在握，這就意味著和珅仍然是“統率百僚，管理庶務”的“二皇帝”，是太上皇的代言人！但是，隨著乾隆的逐漸衰弱，這一切已變得是“禍”不是“福”。
自從和珅得悉乾隆決心履行諾言，周甲退位後，他就被一種不祥的預感所籠罩。為了討好即將成為嗣皇帝的永琰，和珅在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初二，也就是公布永琰為皇太子的前一天，親自到永琰的藩邸送玉如意。按照滿洲貴族的習俗，每到年節，宗室王公以及從中央到地方的高級官員都要向皇帝送如意，取其吉祥如意之義。和珅向永琰送如意，表明對即將成為新皇帝的永琰的恭維。孰料永琰並不領情，在和珅離去之後大發雷霆，喝令王府侍衛，以後和珅來見一律不得通報。十五阿哥的這種敵對情緒，旋即傳入和珅的耳中，使得和珅愈發不安。
在禪讓大典舉行之後，和珅則要周旋於太上皇與嗣皇帝之間，他必須對太上皇竭忠盡智，但這又勢必引起嗣皇帝的不滿，一旦太上皇駕崩，嗣皇帝大權在握，他就免不了被罷斥；可是如果他轉投到嗣皇帝門下，能否被接納姑且不論，一旦被太上皇得到些許信息，他也必將死無葬身之地。
總之，和珅麵臨兩難的選擇——一個是日後垮台，一個是立即完蛋。在這種困境下，和珅選擇了前者。
然而，嘉慶改元才過半年，厄運便向和珅襲來。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裏，他一連失去幼子、胞弟、獨孫、發妻四位親人，打擊不可謂不大。
嘉慶元年四月剛過，和珅便扈蹕太上皇踏上北上避暑之路。自從擔任侍衛以來，他幾乎每年夏天都要陪伴皇帝在避暑山莊中度過，這次當然也不例外。然而，在這次北上時，盡管和珅自身的關節老毛病又犯了，而且還承受著新皇帝對他不喜歡的巨大心理壓力，但一封突如其來的家書卻把他攪得心緒不寧——家書帶給和珅的是幼子病重的消息。
和珅子嗣不旺，雖有一妻數妾，但隻有元配生有一子，就是成為皇帝十額駙的豐紳殷德。一年多前，已是46歲的嫡妻又生一子，這可真應了民間那句“夠不夠四十六”的老話（女人過了46歲，一般不能再生育）。對於隻有一棵獨苗的和珅來說，老來得子自然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更何況這個老疙瘩“生而穎異，每逢啼哭，乳母抱赴屏壁間，指點字畫，即轉啼為笑”，著實令和珅夫婦百般溺愛。就連豐紳殷德對這個比自己小十八九歲的幼弟也相當疼愛，豐紳殷德的兒子同這個小叔叔更是形影不離，不知情者真會把侄子當成叔叔的哥哥。幼子的降生，的確給這個人丁不多的家庭帶來了不盡的歡樂。
七月初，在避暑山莊陪皇伴駕的和珅與長子、十額駙豐紳殷德接到這封不祥的家信，頗通歧黃之術的和珅父子，一看到郎中所開的方劑，“即知誤投參劑，馳書急止，並寄良方”，但卻晚了一步，一個不到兩歲的孩子已經死於庸醫之手，和珅得到這一噩耗時，正值七月初七。
老年喪幼子，和珅如同五雷轟頂，以致“幾回搔首問青天”：
“速去何如始不來，空花幻影漫相猜。”
“關山南北難飛越，空寄青囊時後方。”
“雙星既有夫妻愛，應識人間父子情。”
經曆切膚之痛的和珅寄語老妻，把亡子遺物收好，以免歸家之後觸景生悲，他在給妻子的詩中寫道：
寄語老妻莫過傷，好將遺物細收藏。
歸時昏眼如經見，竹馬斑衣總斷腸。
經此打擊，和珅對生死似有新解，他在憶悼亡兒的詩中，寫下了“生兒何喜死何悲，身後身前兩不知”，“自思自解自排遣，悟到無生念不灰”，悲傷心情溢於言表。
和珅在幼子夭折一個月後，又得到一個噩耗——胞弟和琳因瘴疾而死於平苗前線。和琳在平苗戰事進行中，已被封為一等宣勇伯，逝後又被太上皇追封一等公爵，並得配享太廟。和琳與學識淵博、才華橫溢的著名詩人袁枚經常鴻雁傳書，詩文唱和，交情不淺。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亦號存齋、隨園，比和琳大37歲，在和琳出任筆帖士兩年之前，袁枚的文集《小倉房全集》即已刊行，並取得轟動於世的效應，以至於洛陽紙貴。和琳稱這位“盛世才人”為“文星”，非常崇拜，即使在外居官也要“攜小倉房詩稿，朝夕朗誦，虔等梵經”。但袁枚在官場上並不得誌，雖然他於乾隆四年就已中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可在三年後考核時因滿文不及格而散館，外放知縣。
袁枚是一個強調個性自由的詩人，在詩的創作上不拘泥於格律，對待經史不迷信傳統；更難得的是，他敢於向“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正統觀念挑戰，為女子發揮聰明才智提供機會，他不僅支持妹妹、女兒、孫女作詩，而且衝破世俗觀念的束縛，收多名女弟子為徒。
袁枚當時名滿天下，向其求詩求文的人應接不暇，請他寫一篇墓誌銘往往要出潤筆銀一千兩。但袁枚絕不會輕易把作品送給素不相識的人，然而對和琳卻是例外。他曾經多次同和琳唱和，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麵反應和琳的為人與和珅還是大不相同的。
和琳雖然文才一般，但他對於洋溢在袁枚作品中的離經叛道，還是能有所領悟。他在給袁枚的信劄中就有“宋儒之為道拘，猶世大夫之為位拘”等句，難怪袁枚會有“因文識我真奇士，為國亡身古丈夫”之歎。因而當80多歲的袁枚得悉和琳卒於軍前時，“老淚盆傾”，以詩挽之：
伯爵才封賜紫韁，忽聞三楚喪元良。
祭遵儒將人都愛，鄧禹英年事正長。
不待西階舞幹羽，竟將一死報君王。
聖心正是焦勞際，又灑堯天淚幾行。
刻意憐才孰與同，小倉詩當梵經供，
久思立雪言何重，未畫淩煙帳已空。
萬裏孤臣邊瘴外，三生知己夢魂中。
癡心想借金靈馬，追到靈台一見公。
有趣的是這對忘年之交，從未得一晤，隻是書信往來，詩文唱和。袁枚在該詩序中寫道“枚與公素無一麵”，“八個衰年，非常知己，而終不獲修士相見禮”。這同和琳多年外任、居止不定有很大關係。在和琳的《芸香堂詩集》中，就有不少詩句，真實地反映了客居他鄉的情景。
例如，和琳入藏整整3年，在他的詩中就有不少地方描述了當地的風俗以及惡劣的自然條件，在《西招四時吟》中這樣寫道：
莫訝春來後，寒威倍勝前。
小窗欣日色，大漠渺人煙。
草枯歸牧馬，寒重斂肥蠅。
（藏中蒼蠅絕多，十月後方少，原詩注）
沙漬衣多垢，山重雪不疑。
（冬日反無雪，原詩注）
客遊閑戲筆，真個悟三乘。
由於氣候高寒，當地不宜種蔬菜，通過四川驛站轉運，“到此空磋色香改”，因而當收到從帕克裏帶來的黃瓜和茄子時，和琳竟興奮地寫下“更欣黃瓜與紫茄”，“強於兩域得佛牙”，“吟詩大嚼挑銀燈，瓜茄有靈幸知己”的詩句。能吃上一次黃瓜、茄子就賦詩誌之，當地生活的艱苦可想而知，而和琳在此一住就是3年。
尤需一提的是，和琳在入藏之初，從四川轉運軍糧，一些極為貧苦的川民運糧至藏後，流落異鄉，難以回歸，“可憐役夫眾，歸路嗟迢遙。雪峰七十二，鬥日寒威驕。人可萬裏步，腹難終日枵。家鄉忍棄置，乞食度昏朝。”為了使這些役夫能夠返回原籍，和琳三次“捐貲撥兵護送”，一些人才幸免遇難。
和琳在嘉慶元年八月卒於軍中，平苗戰事已然接近尾聲。麵對胞弟的去世，“心痛淚漣”的和珅在痛悼之餘，挽詞十五首，以表達自己的哀傷之情。下麵是其中幾首：
同胞較我三年少，幼共詩書長共居。
宦海分飛五載別，至今音問藉鴻魚。
最是南方瘴癘偏，倥傯憂慮病纏綿。
誰知靈藥才馳去，已報流虹落帳前。
九年奉使未寧居，兄弟相違妻子疏。
痛汝承恩身未享，半生萍梗總華胥。
看汝成人瞻汝貧，子婚女嫁任勞頻。
如何又為營喪葬，誰是將來送我人？
盡管和琳逝後備享哀榮，然而和珅當時竟有“誰是將來送我人”的感慨！位極人臣的和珅似乎已有不祥的預感，太上皇畢竟已經86歲。和琳在太上皇健在時去逝，也算得上死逢其時，難怪和珅會有“老兄何意生人世”之念。
在為和琳辦喪事時，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和琳的一個寵妾為之殉葬。殉葬之俗在清王朝開國之初相當盛行，努爾哈赤逝後大妃烏拉氏及兩個庶妃殉葬。殉葬的妃嬪侍妾有的是自願，有的則是被逼無奈。但在皇太極即位以後，就明確規定妻子不能強迫侍妾殉葬。到乾隆時期殉葬之俗已經絕跡，和琳的寵妾為之殉葬，究竟是殉情，還是不能適應在家庭內所處地位的變化，現已無法考查。但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即和珅對此倍感欣慰，“促成短句”提筆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