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粉碎“四人幫”舉國歡騰之後，一九七八年年底，召開了決定中國命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九五七年被錯打成的右派始得改正，曆史鑄成的冤假錯案也得以平反。
嚴諍遣返還鄉，幾經磨難，大難不死，一九七九年初回到北京任教的大學。但並沒有得到重用，他的留校學生很多已升為教授，而嚴諍依然是劃為右派時的副教授。一九八四年，嚴諍提前退休，應聘去美國客座講學。行前的一個晚上，他在校園徹夜徘徊，眼中流淚，心中流血，他多麼不願意離開這所給他希望，也帶給他屈辱的故國校園。
宋啟明改正後，又回到糧食部門。由於他能言善道，嫻於交際，在糧食局失去一統天下麵對市場經濟無可奈何之際，啟用他為部門經理，專門負責公關，據說幹得很不錯。由於年事已到，已於去年年底退休。
馮碩回到編輯部，擅長鑽營，雖無什麼建樹，不久陟升為副局級，據說又娶了一房年輕的太太。官做大了，趾高氣揚，凡人不理，勞改農場的那些難兄難弟也不屑去睬他。
回北京的人混得最好的要屬章回。他和二禿子等刑事犯都不算平反，但得了新政策的濟。隨著知青返城的洪流，他們也魚目混珠的一窩蜂在一九七九年裹挾著混回北京。章回會瓦匠，起先在建築隊當技工，後來自己跑了幾個活兒，一躍升為工頭，吆五喝六，上下也指揮著百十口人，收入頗豐。不久和一位學建築的女大學生結了婚，為他監督施工質量和編製工程預算，是位難得的賢內助。一九九○年建築隊升級為工程公司，章回任總經理。建過飯店、酒樓、高級公寓，在京城也算是叫得響的一號人物。
二禿子也不遜色。他姐夫在房管局工作，有臨街幾間門臉兒房。一九八○年二禿子借來開了飯館。北京第一家徽菜酒樓就是二禿子開的，那位個子不高，留著平頭，穿西服兩個扣都係緊的老板就是二禿子。
鄺媛媛回到北京以後，嫁給某機械廠一個技術員，生了一對雙胞胎，日子過得很平靜……
關於那個姓何的地主女兒後來的情況，傳說不一。有人說早就死了，也有人說被一個退休老人帶去了東北。她當年的住家早已拆建成大樓，搬來了許多新居民。人們對於“文革”期間那個孤苦伶仃的少女早已遺忘。像她這樣一個時代製造的精神病患者，不管是生是死，留給人們的都是一份曆史的沉重。
梁薇薇當年在內蒙古讓駱曉林把司馬彤送到車站以後，她腆著肚子就去了旗知青辦。正巧有一位北京來的某副部長夫人為插隊兒子辦理回京手續，聽了梁薇薇對杜蘭冒的控訴以後，回北京就捅了上去，信中詳訴了女知青在當地遭受的摧殘。上麵立即派人到該旗調查此事，衝破重重阻力，經多方取證，梁薇薇的控告屬實，杜蘭冒被判重刑二十年，他老子被摘掉大隊書記的烏紗帽，老丈人也被削為草民。梁薇薇被安置在旗知青辦，專門負責知青上訪、招工、升學工作。目睹知青的種種悲慘境遇，她死去的靈魂重新複活起來，她盡其可能地幫助這些背井離鄉的同命運的兄弟姐妹，很贏得知青們的尊重。不久孩子生下來，為了讓這無辜的小生命忘掉罪惡的父親，她為他起名叫司馬後，意即司馬彤的後代。但並不是為寄托對司馬彤的情思，而是為了孩子長大之後，不為前事所辱。她手裏牢牢保存著司馬彤寫給杜蘭冒承認孩子是自己骨肉的手書，以使孩子能清白地做人，孩子畢竟是沒有罪的。就在這期間，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她幫助駱曉林進了天津一所醫學院。直到一九七八年知青大返城的時候，凡有條件的她都協助辦理返城手續，沒有難為過一個人，包括那些曾經和她做過對的勞改農場的幹部子女。這些人回到北京以後許多年，提起這段往事，很多人感到愧疚。到了一九七九年末，除個別知青與當地人結婚不願再回城外，她和最後一批知青離開內蒙古。回到北京，鑒於檔案中在旗知青辦期間的政績，被安排在紀檢部門工作。平時深居簡出，很少與人往來，一心撲在兒子身上，隻偶與駱曉林間有書信往來。駱曉林也是命運多舛，醫學院畢業以後，與一同班也曾是知青的男同學結婚，分配在天津一所市級醫院。幾年後丈夫患癌症死去，給她留下一個小女兒。與梁薇薇同病相憐，孤獨地打發著未來的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