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田邊，眼前的景象使他大吃一驚：昨天傍晚還好端端的秧苗，隻過了一夜就一蔸不剩地全部被拔光了，實驗田裏布滿了亂七八糟的腳印。
天哪，經過兩年多努力，流了多少汗水，用撿來的幾根秧苗培育出來的這些實驗材料，再次遭到了滅頂之災！
袁隆平隻覺得腦子裏“轟”的一聲，渾身發抖，兩眼發直，感到天旋地轉。他的心像被利劍刺穿，腦袋像被悶棒打中。實驗材料再一次被毀，雜交稻的研究難道就這樣被斷送掉？
在泥地裏呆坐了許久，他回過神來。含著淚水，忍著悲憤，走進爛泥巴田裏，深一腳淺一腳地尋找劫後餘生的秧苗。在田埂邊的汙泥裏，他發現了半埋著的五根秧苗，就連泥帶根把它們抱回家，插在試驗盆裏。
袁隆平不甘心，還在四處尋找失蹤的秧苗。
案發後的第四天，他在一口井裏發現了一些浮在水麵的秧苗，撈上幾根一看，果然是他的實驗秧苗。他不顧井深水冷，“撲通”一聲跳下井去，可是無法撈到沉到井底的秧苗。
學校領導派人抬來了抽水機，把井水抽幹，撈出了井底的秧苗，但已經全部漚爛了。
一切跡象證明：轟動全校的“5·18毀禾事件”，是一宗蓄意的惡性破壞事件，純粹是想阻止袁隆平的研究，不讓他的研究成功！
盡管報了案，但這時整個社會一片混亂，公檢法機構被造反派砸爛，誰也沒有心思來認真處理這樁“區區小事”。因此，這個人為的破壞案件一直沒有查出結果，成了至今未破的一樁謎案。
更令人氣憤的是，有人居然放出謠言，說毀禾事件是袁隆平自己幹的。
他們說：“這個試驗是三歲小孩做的玩藝，根本搞不出什麼名堂來。袁隆平拿了省裏的科研經費，搞不成功，騎虎難下，交不了差，幹脆自己把秧苗破壞掉。這樣，一方麵可以向上級交差，另一方麵又可以達到陷害他人的目的。”
這些人手段卑鄙，用心險惡，不但破壞了秧苗，還借此陷害袁隆平。
麵對這個現實，袁隆平萬分痛心，卻一如既往地悉心照料著那幾根搶救出來的秧苗。沉重的打擊，絲毫動搖不了他繼續從事雜交水稻研究的決心。
釜底抽薪
毀禾事件後，雖然水稻雄性不育性的研究項目沒有宣布取消，但科研活動實際上又轉回到了個人自發的狀況。
在挫折麵前，袁隆平決不低頭，帶著兩個助手重新培育不育性材料，堅持不懈地進行著科研工作。
第二年6月，學校“革委會”安排袁隆平和幾個剛“解放”出來的“黑幫”分子，一起去100公裏外的漵浦縣低莊煤礦，到那裏去“宣傳毛澤東思想”。
這一安排讓袁隆平感到十分為難。如果去的話就中斷了研究，不去的話就會受到政治上的打擊。
他心裏清楚，把他抽到那麼遠的煤礦去，就是無形中解散了“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組”，讓他再也不能進行科研。人家的理由無懈可擊，又不是處分你，“宣傳毛澤東思想”還是光榮的政治任務哩，安排你去是政治上信任你，看你去還是不去。
這個冠冕堂皇的安排，使人想起“釜底抽薪”這個成語故事。
以前在學校，不管遇到多麼大的風波，他都能置身於事外，悄悄地搞他的研究。他就是這麼一個人，摔摔打打也不記傷痛，一門心思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這一回，人家給你套上了一根軟繩子，你若是不服從安排，正好是往他們設置的圈套裏鑽。連宣傳毛澤東思想你都不去，這是很嚴重的政治問題。
經過一番思考，袁隆平決定還是去煤礦。
他把尹華奇和李必湖兩個助手叫來，要他們堅持實驗。他叮囑說，“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組”是省裏組建的，這裏掌權的人還沒有那麼大權力撤消，大家就要繼續利用這個小組的名義搞實驗，碰到技術上的問題可以到煤礦去找他。
尹華奇和李必湖對學校的安排感到很氣憤，要去評理。他們都是貧下中農家庭出身，加上年輕氣盛，什麼也不怕。
袁隆平阻止了他們。他知道評理不會有什麼好結果。隻要兩個助手承擔起實驗的重任，不中斷研究工作，他就放心了。他心裏確實沒有一點把握，不知道這一去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回來。
想不到的是，在煤礦隻呆了兩個月，他就被調回到學校來了。
原來，他剛離開學校，尹華奇和李必湖就給湖南省科委、省農業廳和國家科委寫信、拍電報，反映雜交水稻研究遇到了嚴重困難，請求上級責成安江農校把袁老師調回來，以便繼續開展這項重要的科研。
省科委和農業廳接到他們的信和電報後，立即派人到安江農校了解情況，證實了尹華奇和李必湖反映的情況屬實。經過研究，考慮到這一實驗非常重要，對實施毛主席提出的“以糧為綱”戰略有著重大作用，決定將這項研究收上來，由湖南省農業科學院主管，專門成立一個“湖南省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協作組”，把袁隆平調過來，另外再選派幾個人進來，一起參與研究。
這個決定解決了袁隆平的科研環境問題。
他從煤礦回到安江農校，得到了省裏的通知，要他立即趕到省會長沙去，專門從事雜交水稻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