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他挑起糞肥送到實驗田去，一路上還哼著從母親那裏學來的美國民歌《老黑奴》。
看到工作組不怎麼為難自己，袁隆平膽子大起來。他把藏在臭水溝裏的秧苗搬出來，好讓它們多接受一點雨露陽光。他還壯著膽子，主動找工作組負責人，要求批準他每天中午請假給試驗稻穗授粉。
沒想到工作組的負責人不但批了假，而且還鼓勵他要搞好水稻試驗。
袁隆平弄不清楚自己為什麼這樣“幸運”。他的幾個要好的同事，都被打成“牛鬼蛇神”，被管製勞動好一陣子了。
直到第二年，謎底才被揭出來。由於形勢變化，上年工作組的負責人被趕下了台，他向袁隆平透露了當時的秘密。
原來，上年大字報貼出來之後，是準備揪鬥袁隆平的，而且要老賬新賬一起算。要算老賬，就查他的檔案。一查檔案，意外地發現了一封從國家科委九局發來的公函。公函肯定了袁隆平在論文裏作出的預言：利用水稻的雜交優勢，必將給水稻生產帶來大麵積、大幅度的增產！公函還責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農校支持袁隆平的實驗和工作。
工作組看著北京來的紅頭文件，不敢輕舉妄動。他們帶著這個文件去請示黔陽地委的領導：“袁隆平算不算保護對象？”當時的地委書記孫旭濤看了公函後，肯定地回答：“當然算保護對象。”
這個戲劇性的插曲，使袁隆平化險為夷，他非但沒有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反而得到了保護。
知道了其中的秘密，袁隆平恍然大悟，暗自慶幸。
在最艱難的歲月裏，國家科委九局局長趙石英發出的公函，對袁隆平和他的雜交水稻起到了保護作用。
1994年，袁隆平用自己得到的獎金設立了“袁隆平雜交水稻獎勵基金”，用來獎勵對雜交稻作出貢獻的人。舉行第一屆頒獎活動時，授予原國家科委九局局長趙石英同誌首屆獎，以表達對他的感激之情。
三人科研小組
由於得到國家科委九局公函的保護，袁隆平的雄性不育株實驗走出了臭水溝，搬到光天化日之下進行了。
這時，湖南省科委根據國家科委的指示，多次派人到安江農校了解情況。考慮到這項科研的重要性，省科委決定將“水稻雄性不育”正式列入省級科研項目，並撥給研究經費600元，以後逐年增加。
湖南省農業廳還批準了袁隆平的請求，將尹華奇、李必湖這兩名“社來社去”的學生留在安江農校，當他的助手，每月發給18元生活費。1967年6月，由袁隆平掛帥，尹華奇、李必湖參加，師生三人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組正式成立。
從此，水稻雄性不育性的研究從袁隆平個人業餘的“副業”，變成了國家立項進行專門研究的科研課題。
雖說袁隆平逃脫了被“打倒”的厄運，但“文化大革命”還在校園內外如火如荼地進行。這場政治運動就像走馬燈一樣，各式各樣的人物紛紛登台亮相。有的人昨天還是革命派，今天已經成了“反革命”。
各個造反派為了擴大隊伍，爭權奪利，有人邀請袁隆平加入“革命戰鬥行列”。袁隆平不湊那份熱鬧，超脫地做自己應該做的事。
他的兩個助手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兩個年輕人看到那些“紅衛兵小將”手臂上戴著紅袖箍，到處表演革命歌舞，宣傳毛澤東思想，難免有點心動，就試探性地問袁隆平：“有人邀我們參加革命群眾組織，我們是不是可以加入？”
“我在學校讀書時，有人邀我參加國民黨的‘三青團’，我就堅持不參加。那個時候，‘三青團’也很風光，要是當時我得了那份風光，現在隻有死路一條了。”袁隆平用自身的經曆告誡他們說，“其實，你們現在已經參加一個組織了。這個組織是政府批準的，還撥了經費。連這樣有利的組織都加入了，你們還在乎參加什麼群眾組織？”
兩個年輕人豁然開朗，高高興興地照顧實驗田的禾苗去了。
未破的謎案
師生三人避開政治鬥爭的漩渦，忙碌著水稻雄性不育性的研究。
1968年春天到來了，那些躲藏在臭水溝裏大難不死的秧苗，經過他們反複繁殖，已經發展成為兩分地的實驗田，秧苗插在中古盤7號田裏。
秧苗插下去半個多月，兩名助手暫時離開了學校，田間管理，觀察記錄，由袁隆平一人照管。
他滿懷希望，風雨無阻，天天騎著自行車在學校與實驗田之間來回奔波。這時，他的第二個兒子剛出生不久，妻子鄧哲在4公裏外的縣城工作，他也抽不出時間去幫忙做做家務。
5月18日這天，正是周末。傍晚，袁隆平和平日一樣，在實驗田邊走了一圈又一圈，仔細觀察秧苗的生長情況。秧苗移栽到水田已經半個多月，經過精心培育，長勢喜人。它們株高尺餘，一般帶有三至五個分孽。用作不育材料標記的70多塊小木牌挺立在秧苗旁，仿佛是站崗的哨兵。
袁隆平做了觀察記錄，天快要黑下來，才回家去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袁隆平匆匆吃過早餐，騎上自行車又去實驗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