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窗事發並非在勞動現場，禍起蕭牆亦不在幹活工地。一個星期天，他在院子裏洗衣裳，洗出了一場災難：受勞改隊長委托擔任嚴管班長的“內矛”傅××，當天和建源君在自來水管旁閑聊。建源君說：“衣裳其他部位都很好洗，惟獨兩個部位要多用肥皂。”
傅××問道：“哪兩個部位？”
“一是領口，二是袖口。”建源君回答說，“這兩個部位最髒。”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沒過上兩天，在支“左”軍管的一片肅殺氣氛下，這兩句人人皆知的生活常識，竟搖身一變，而成為“惡攻”的“反革命言行”。傅××的演繹公式如下：領口和袖口去掉了“口”字，就成了領袖最髒。右派李建源仇視偉大領袖，但不敢明目張膽地攻擊偉大領袖，就通過曲線攻擊，以達到他宣泄對“文革”的仇恨和中傷偉大統帥、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舵手的“反革命”目的。
當然，今天的讀者會認為這是一則駭人聽聞的“天方夜譚”，覺得傅××的推理演繹荒謬絕倫。但是荒唐的年代產生荒唐的邏輯，荒唐的邏輯又演繹出荒唐的推理，因而建源君“現反”的罪名，被認為是確鑿無疑。接踵而來的可想而知，小會批、大會鬥，“燕飛”、“蘇秦背劍”（一種捆綁人的方式）……都用在了建源君的身上。建源君那隻本來見風才落淚的眼睛，在沒有一絲風的牢房，眼淚也像斷了線的珠子一般，一滴一滴地順著麵頰往下掉了。
這是我在山西曲沃勞改隊遇到的第一件淒涼的事情，萬萬沒有想到，比建源君更為嚴酷的第二件事，會落到張滬頭上。建源君受到靈與肉的洗禮之後不久，始於1970年早春的“一打三反”運動開始了。身材魁梧、作風跋扈的支“左”軍代表於連長，身披一件軍綠棉大衣，在空場上召開訓政大會。他先宣讀了“一打三反”內容（我隻能回憶起“一打”是嚴厲打擊“反革命”，至於“三反”都反什麼，已記不清），後又動員勞改成員們之間展開揭發檢舉，以鞏固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
本來，會議召開的時間不長，於連長訓政之後，已經披著大衣離位而去，剩下的具體事兒，由勞改幹部布置就行了，但離位而去的於連長，又匆匆地走了回來。因為在他離開椅子的瞬間，有人遞上去一張紙條，他把手裏的紙條打開看了幾眼後說：“誰叫張滬？”
她懵懵怔怔地站了起來。
“你想翻你右派反革命的案？”
“沒有的事。”張滬不亢不卑。
“那咋會有人揭發你哩！”於連長瞪圓了一雙眼睛，“無風不起浪嘛！”
坐在男號隊伍中的我，心突然狂跳起來。據張滬告訴我，在冬季的守法認罪學習中，管理她們的沈隊長，曾動員那幾個女號向黨交真心。張滬不得不例行公事地把她在1957年的反右結論，在女號中間講了一遍。如她講過“五一節搞遊行是勞民傷財”，“聽彭真反右報告時偷偷看小說”，以及模仿陶行知先生的詩，在《北京日報》編輯部黑板上，胡謅過打油詩“大老倌坐小汽車／小老倌坐大汽車／沒有車坐的——吃灰”等等。管理她們的沈隊長，覺得一革命家庭出身的女記者，僅憑這幾條就被打成“右派”，有點迷惑不解，甚至流露出某種同情。在這種情況下，張滬說了一句：現在定我為右派的那幾個頭頭，都被群眾當“走資派”揪了出來。沈隊長當時隻是聽著，並沒有對張滬的發言表態，因為這一切都是事實。會後，那位姓沈的女隊長，還曾對張滬的遭遇表示過惋惜——當然，這是在隻有她和她單獨在一起時才能流露的感情。
沒有料到為人老實厚道的徐盛增的妻子孫西敏並不像她丈夫那麼厚道（曾在北京某中學教書），她在“一打三反”的會場上，不知是出於表現欲望，還是女性之間本能的嫉恨，抑或是荀子“人性惡”在這個特殊環境中更容易得到驗證，反正她匆匆給軍代表遞上了這一張紙條，紙條上的那幾句誣陷告密的話，差點把張滬送上斷頭台。（筆者寫完本書之後，之所以沒有及時續寫那些曆史往事，實因對往事的回憶，常常引起我靈魂的顫栗；時到今日，那曆曆在目的場景，還能使我心跳的頻率加快，血壓陡然上升……
軍代表問：“你過去是個記者？”
張滬點點頭。
“說話！”軍代表對她的態度已然懊惱。
“是。過去我是《北京日報》的記者。”
“我考考你，你給我說說，政治和經濟的關係。”軍代表擺出一副剛愎自用、盛氣淩人的架勢，“政治和經濟之間，哪個是基礎？”
其實，在這樣的場合，軍代表之所以殺出一個“蒙太奇”式的提問，不外乎表示自己並非大老粗，是一種潛意識的自我標榜。張滬在1951年人民大學進修的就是政治經濟學，那密密麻麻的筆記，有厚厚的一遝，因而對回答這樣一加一等於幾的幼兒園式的簡單問題，可以脫口而出。但在當時的一片肅殺氣氛中，在政治統帥一切的“文革”的年代，她竟然在慌亂之中，作出了完全相反的錯誤的回答：“政治是一切的基礎。”
在場的全體勞改人員中，除了刑事犯不知其回答的謬誤之外，老右都知道她回答錯了。
軍代表立刻輕蔑地一笑：“你是什麼記者，連馬列的ABC都不知道。”
“請你嘴上衛生一點。”桀驁不馴的她，公然頂撞了這個“皇帝”一句。
“給她戴上手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