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解勞改號大轉移的專列，夜間途經北京闖過河北與山西的交界處娘子關，等我們睜開眼睛時，才知早已進入山西界內。列車在霍縣車站停車時，從別的車廂下去了一大批勞改人員，他們在車站列隊集合點名（這些清一色的男兒國的勞役人員，去了隸屬於勞改係統的王莊煤礦），直到人數滿員，證實沒有逃號，這趟專列才又徐徐駛離霍縣。
在此期間，張滬一直閉合著雙眼——她沒有向外遙望一眼的興致。我在視力能及的範圍內，似乎看見了我昔日的同類趙筠秋、程海炎留在了這支隊伍中。這說明在大轉移之中，勞改隊伍要重新打亂，重新組合；我們這些雙雙勞改的苦命鴛鴦，不知要到哪個驛站落腳築巢。在列車有規律的晃動中，死了夢幻的我，迷迷糊糊地似睡似醒，待到再次睜開眼時天已大亮，列車已經從向西行改為南行。這個龐然大物，何時過的太原，我不知道——列車右側有一條冰凍的河流，有人說這條河就是汾河。汾河的河麵時寬時窄，在這三九隆冬，我們隻能看見河麵被冰淩封蓋，隻有在個別河段，有農民在炸開冰層打魚，我們才發現冰層下的“潺潺”流水。見到這條河，我想起昔日看過的寒窯苦戲《汾河灣》——但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我與張滬到這兒之後，演出了一場比那古戲還要苦澀的時代故事。
我們這一節車廂的成員，是在汾河之畔的曲沃下車的。加上別的車廂下來的“內矛”與“敵矛”（指刑事勞役人員與政治勞役人員兩類，前者屬於內部矛盾，後者屬於敵我矛盾），一共有兩百多人。還有一部分沒有下車的勞改成員，繼續坐火車南下。我隔著車窗玻璃，看見了我的同類杜友良、張永賢、劉景祥、李綿章……他們要到哪兒去，他們自己不知道，我們下了車的也不知道——大轉移，在當時是個戰略機密，我們不過是棋盤上的一個個棋子，隻有到了下車的地方，才能知道自己在棋盤上的定位。
我們這節帶家屬的車廂，由於同行了兩個半晝夜，在漫長的行程中，我已知道了這幾對“勞改鴛鴦”的名字。他們是：徐盛增、孫西敏；趙光弟、張麗華；張漢文、馬俊卿；邊寶華、程鳳英；張富、趙愛晶；劉四、耿秀敏；陸恒慶、賈永蓮……其中除前文提及的孫西敏外，大多是因流氓、打架、偷竊等刑事問題進到勞改隊裏來的，隻有徐盛增與陸恒慶是來自國家機關的幹部，他倆是由於經濟問題而折進勞改隊的，因而殘存一些與流氓、扒手不同的文化氣質。我們這些“雙勞役”的夫妻，被安排在同一排窯洞裏；與我們同時在這兒落腳的同類阮祖銓、李建源……以及其他勞改成員，分住在幾排窯洞內。我們的南側，有一圈矮牆間隔，那裏是犯人區，崗樓高高聳立，可見持槍的武警在崗樓上放哨巡邏——這兒的名字叫“曲沃監獄”，對外的名字叫“曲沃磚場”。
汾河灣之畔的曲沃，是中國曆史上的名城，春秋戰國時的“重耳走國”救趙的曆史典故，就發生在這塊土地上。它的身旁有古文明的代表——丁村遠古人類遺址。以其曆史對照今天而言，已隻剩下一片荒蕪——特別是“文革”大破“四舊”之後，中國古代文明已從這兒消失殆盡。
我們坐在卡車上，穿過這片古文明的誕生之地時，麵對黃昏斜陽下的冬日枯草，張滬突然對我耳語說：“重耳怕是要做噩夢了。”她讀的古書極多，不禁見景生情。
我提示她：“你還是少來點懷古，多麵對一點現實吧！”
卡車行至曲沃監獄門口時，被北去的一輛輛坦克擋住了路——當時我們不知道，公路上為何跑著很多的坦克。進了磚場之後，土生土長的山西勞改成員才告訴我們，太原、榆次一帶正在進行著造反派之間的派別大武鬥。這就是初識汾河灣時，留給我和她的混濁而沉重的記憶。
汾河的水，在冰層下一路南流——它的歸宿是黃河。
高築獄牆與“駱駝祥子”
由於來時正是新年底，又由於遠行帶來的精神疲累，我們休整了兩天。第三天，全體勞改成員（包括原來的磚場勞役人員）正式出工。女號幹的是什麼活兒，我已記不清楚了，但是男號幹的活兒，至今使我難忘——我們被分配與服刑的犯人一起去加高監獄獄牆，我和也是攜家屬而來的劉四，給一個穿灰色囚衣的瓦工和泥運磚，打下手。
“俺日他娘的，這不是給自己修墳嗎？”劉四站在牆根下對我說，“來了就修墳，這不是好兆頭。”
我說：“你是‘內矛’，我是‘敵矛’，‘內矛’吃了‘敵矛’的瓜落兒了。”
“都他娘的是‘雜毛’。”劉四憤然地說，“咱倆和灰運磚，壘牆的卻是他娘的犯人。咱早就解除勞動教養了，哪條法律規定，叫‘大勞改’和‘二勞改’一塊兒幹活的。”
劉四和耿秀敏與我和張滬為鄰，來曲沃後常常有些來往，因而劉四對我不存戒心。但我無法回答他提出的問題，按照我國立法機構頒布的勞動條例，我和劉四早就應成為公民，但此時此刻，我們和服刑的囚徒一塊砌牆，崗樓上荷槍的士兵虎視眈眈地盯著我們，槍口下，無論“內矛”、“敵矛”，還是“雜毛”，一律是籠子中的鳥兒。
“俺說班長，咱倆換件寶貝咋樣？”喜笑顏開的劉四，擺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架勢，與崗樓裏的士兵調侃道，“你胸前配戴的‘紅太陽’，沒有我的‘紅太陽’大。咱倆勾幹勾幹（交換）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