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感歎山西離北京更遠了，與家中一老一小見麵的機會變得更少。我則盡可能少地流露內心的憂傷。道理很簡單，她一向比我悲觀，如果不用我的情緒去感染她，她就更少了活下去的勇氣——而我自討苦吃的馬拉鬆，正是強化自己生活意誌的一種手段。她是水，我則必須是火，否則如何對待苦難的未來！
我說：“記得，你是十分讚賞《野性的呼喚》這本書的……”
她立刻知道了我的意思：“那是動物與動物之間的生存變化，你不覺得人比動物更殘酷嗎？！現在關鍵的問題，即便你是一隻比狼還強悍的老虎，你也無法掙脫套虎的網——那就是當前的政治。你看江青那個樣兒，瞧這形勢中國還要出一個新的武則天呢，咱們還會有什麼盼頭。”
不知為什麼，與她爭論起來，我永遠是一個輸家。
“那兒離黃河不知道遠不遠？”她說。
“它離我們遠近，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想想咱倆住豬圈，還不如……不如……”
“你可不能那麼想，你剛才不是還提起北京的家嗎？！”
“不說了，閉眼睡一會兒吧。”
……
第二天，整個分場停工。早上起來，老右們已知自己的命運，因而不等農場宣布，就忙著打點行囊了；那些非同類的成員，被集中在點名的廣場上，聽候公布是去是留的名單。當天下午，我們分頭登上卡車，一字長蛇般的車龍，開往茶澱車站。與我們老右上次轉移團河不同的是，火車站的燈影裏，有著一排排荷槍的武警——這真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車站裏人山人海，原來全場有那麼多的勞改成員，都要被流放到新的驛站去接受改造。上了火車，我又有一個新的發現，夫妻雙雙去新巢的不止我和張滬一對兒，還有七八對雙雙勞改的夫妻與我們同坐在一個車廂——不用詢問，在行車不久，彼此就知道了身份，在這些雙料貨中，多數都是刑事犯，其中隻有一個名叫孫西敏的女號，是個同類。她來自女一中，進勞改隊之前，是個為人師表的教師。
列車“隆隆”西去。這是一趟押解勞役犯的專列，各個車廂之間的通道門，一律被上了鎖；每節車廂除有專人看守之外，上車時就宣布了不準開窗的紀律。我們心裏清楚，這些嚴密的防範措施，是怕有人中途逃跑。
我們的車廂中，除了帶家屬的雙料勞改成員，大多數是我的同類右派。
沒有歡聲。
沒有笑語。
整個車廂一片死寂。偶爾有一兩聲咳嗽，那是有人在嚴寒的日子裏，得了感冒。當列車快要抵達北京永定門車站時，大概因為車廂中的多數成員，都是北京人的原因，才開始有了悄悄的話語聲。其中最為引人注意的，是那位當過教師的女右派——她嗓門尖尖的，語言節奏又快得像打機關槍，車廂裏眾人的目光常常情不自禁地飛到她的臉上。
“你認識她？”我問張滬。
張滬搖搖頭。
“她不是你們女隊裏的蟲，那是從哪兒來的呢？”
“這次大集中開往山西，不知她是哪個勞改點來的野鬼。”她說，“你看她‘喳喳’叫得像隻喜鵲。”
“是個愛顯擺的輕浮之輩。”我說。
列車終於緩緩地在車站停了下來。永定門車站一切依舊，隻是多了許多荷槍的士兵，虎視眈眈地麵對著這掛列車。特別刺激我中樞神經的是，有兩挺機關槍支在站台的一側，機關槍後邊士兵的手，緊緊勾著開槍的扳機。
“你看……”我指了指窗外。
“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張滬沒有抬頭，“我在想我們的小兒子，從這兒坐公共汽車，有二十分鍾就到家了。我們不是大禹治水，但也同樣過家門而不能入。”
我低垂下頭來，把滿腹悲涼埋在我的心扉之中。列車又重新開動了——繼續向西。在點點燈火閃過車窗以後，車駛進了黑茫茫的曠野。
那天是1969年冬季的12月28日之夜——還有三天就是1970年的元旦。
別了，北京！
永別了，茶澱！
1998年3月11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