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給我站起來！”
十來個成員，從大炕上站了起來。
“我知道……我知道……”“羅鍋”翟隊長口氣緩和了一點兒，他在尋找著為自己下台的台階，“你們中的大多數是能辨別羊與狼的，可是也有睜眼瞎子，上了反革命右派的當，聽信反革命右派的謠言。我看出來，你們都有點兒累了，可是階級鬥爭的弦子不能鬆。這麼辦吧，你們今天先睡覺，但是從維熙不能睡，必須連夜寫出檢查來。散會！”
莫名其妙的開會。
莫名其妙的散會。
同組的成員，都是“內部矛盾”，惟我一個老右是“敵我矛盾”，我不寫誰寫？好在對我來說動動筆頭子並不難，可是謠言從何而來，我當真無從下筆。
姓劉的“頭人”見我為難，便對我說道：“你都是快要飛離這兒的鳥兒了，還怕他個屁。聽我的，甭理他那一套！”
我當真沒有動筆，“羅鍋”翟隊長也沒有追問——他的權力欲發揮完了，似乎就得到了某種滿足。不久，所謂的謠言再也不是謠言，沒過上幾天，“羅鍋”翟隊長騎著一輛自行車來到工地，他把我從幹活的稻田叫了出來。他不是來索要我的檢查的，而是來證實謠言的：“你馬上回隊。”
我說：“我平整田埂的鐵鍬，還在田裏呢。”
“我讓別人給你帶回去。”他說，“你回去把那間空下來的豬圈收拾一下，打掃幹淨以後，再墊上一層新稻草。場裏剛剛接到女隊的電話，你的妻子今天要來咱們分場；不用說你也已知道了，有家眷的和‘雙勞改’的——為了對你們施行革命的人道主義，明天晚上，一律去往山西。”
我忙推起路邊的自行車。他又在身後喊住了我：“接受教訓，不要到處傳播。”
我已無心思再與他多說什麼，匆匆回到監舍，然後與管理工具的同類老陳（我實在回憶不起他的名字來了），一塊兒打掃那間豬圈。
老陳一邊幫我往圈裏墊著新土，一邊罵道：“日他娘的，幹部區不是有好幾間招待房嗎，就不能在那兒過上一夜？”
我對他說：“身份區別擺在那兒，我沒有住那兒的奢求。”
“按照規定，摘了右帽的就是公民。”
我一邊往新土上抱著稻草，一邊回答他說：“你也是脫帽右派，不還是和我一樣嗎？！”
老陳幹的是管理工具的木匠活兒，平日與我挺有共同言語的，他知道一些有關張滬的情況。這個原籍山東的老右，繼續罵著翟“羅鍋”：“地地道道的一個笨蛋，他才穿上警衣幾年？張滬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時候，他還是個白癡哩，他媽的，真是沒有地方講理去！”
我雖然也覺得翟“羅鍋”這麼做，有些過分，但繼而一想，他處理事情沒有不過分的時候。不管怎麼說，在豬圈過夜之後，我和張滬就結束了勞燕分飛的生活。我們已分開九年多了，這總算是禍事中的福事吧！
其間，老陳還曾想出個“邪點子”來，他說來個偷梁換柱，夜裏他到豬圈來睡一夜，讓我和張滬到他的工具房裏去睡。我謝絕了。此時正是臨近1969年底的寒冬季節，這麼做不僅對朋友失敬，還容易在臨行之前招惹出什麼是非來——不就是一夜嗎，把大被子往身上一蓋，頭上再戴一頂棉帽子，幾個鍾頭是不難熬過去的。與我一起去老殘隊旁邊拉蘆葦的張奎令的愛人小薛（名字我記不起來了），當天正在家裏，她找來一塊大大的塑料布，遮在豬圈的空隙之處，並用膠布粘好，半間人住的豬屋，就算是完工大吉了。
當晚，我與張滬夜宿豬舍，成了場內的頭條新聞。不用人宣布，老右以及一些不安定分子明天要走的消息，立刻傳遍全場。豬舍畢竟不是一個便於敘談的地方，我和她被請到同類聚集的三隊監號，一直聊到深夜才歸。同類們談及的問題，不外是去山西什麼地方，到了那兒又會怎麼樣等等——沒有人能知道其中的秘密，因而越談越覺得前景渺茫。那一夜勞改隊如同炸了窩的蜂巢，除了老右們知道又要變成一朵時代的蒲公英，飛到不知去處的地方之外，那些刑事罪犯中的“二勞改”，也惶惶然失去了安靜，他們不知道誰走誰留。
老天爺還算悲天憫人，沒有在那個冬夜刮起白毛旋風，我和張滬沒有在豬舍的稻草上被凍成冰棍。我和她“全副武裝”地躺在昔日豬群們睡過的地上，渾身上下用棉被封蓋得嚴嚴實實。按情理講，我和她已然分手有一年多的時間，久別之後的相見，人的七情六欲會促使我們親熱一番的，但那是人性僵死的一夜，我和她都沒有一點兒那種心情——就如同我們不是夫妻，而是兩個同性的朋友睡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