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那是一次自討苦吃的“馬拉鬆”。但是經受過第一次磨煉，就不怕第二次長途遠征了。
記得，到了深秋的時候，我再一次騎車回京。本來，我沒有順路到天津轉個彎子的設想。當自行車到了十字路口的時候，我突然對同行的趙鵬飛說：“你先走吧。我想到天津去看一個人。”
他說：“你算了吧，從天津再到北京，能把你累死。”
“累死一個，少一個階級敵人，我必須去。”
“看誰？”
我開心地說：“一個老情人。”
他無可奈何地獨自走了。我掉轉車頭，奔了天津。我之所以突然萌發了去天津一趟的念頭，全然是被秋天蕭蕭的落葉所誘發。在前文提到，我在一廂情願、自作多情的夢幻時分，曾給我的文學導師孫犁寫過一封無地址的信，在騎車回京的路上看見漫天飛舞的落葉，我忽然又想起了孫犁。歲月逝水東流，也不知這位文學前輩身體怎麼樣了？何不借此時機，繞道天津去看望一下這位老人呢？！此意念一旦盤桓於心，就立刻抹不掉了，我就是這麼直奔天津而去的。說實在話，我在當時沒有任何求助於長者孫犁的念頭——中國都到了這個份上，怕是連他都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我絲毫沒有自我方麵的考慮，一言以蔽之，隻是為了看看我敬重的文學前輩。
可是當我到了天津之後，才想起不知道他是不是還住在《天津日報》的宿舍樓內，自己全憑著一時的孟浪，便有了騎車闖天津之舉。我本想到報社去問問孫犁的住址，車子已然騎到報社門口了，內心卻打起鼓來——懸掛在門口的“文革”大標語，使我望而卻步。人家要問我的工作單位，我該如何回答？茶澱是個出了名的大勞改農場，天津人幾乎無人不知，我這不是自找沒趣嗎？！
我戀戀不舍地圍著孫犁住的宅院轉了幾圈，最後的結果是掉轉車把奔向北京。一來一回等於多繞出去五六十裏路程，到北京時已然是深夜十一點多鍾了。受到母親和兒子的盤詰，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兒。但是我從沒後悔過這次徒勞的遠行，因為此行至少證明我的夢幻雖然早已破滅，但是嚴酷的生活，卻還沒能殺死我燃燒於內心的激情。對於一個人來說，這或許是最珍貴的。如果一個人完全死了感情的火焰，隻留下一個人的外殼，那就無異於行屍走肉了。不是嗎？！
記得，時間到了1988年的冬天，我陪老作家康濯同誌去看望孫犁同誌時，我曾向長者孫犁提及這一段往事。孫犁同誌聽罷大笑不止，他說：“你應該勇敢地走進來，那時候我也是被衝擊的對象。我不但不會嫌棄你，還要與你一塊喝稀粥吃燒餅——就像今天吃的一樣。”
但是當時我確實沒勇氣進孫犁同誌的家，出於政治道德和對長者的愛戴，我還是割舍了對這位前輩的思念之情——這是我“馬拉鬆”檔案中一次特殊的記錄。我很看重這份記錄，因為我是個人，不是個沒有靈魂的軀體；我敬重真正的作家，我鄙薄在作家的桂冠之下“光著屁股的皇帝”。
公元1969年，是我難忘的一年。在這一年裏，我不僅僅留下了裸體幹活的曆史，也有了磨煉自己的意誌的“馬拉鬆”記錄。勞改的路還看不見盡頭，要活下去我必須堅強。
“一號戰備令”與一個豬圈
繞道天津回京探親，是我在茶澱勞改農場期間，與母親和兒子的最後一次團聚。不久，林彪的“一號戰備令”下達，我們這些不安定因素，雖然已遠離皇城，但還嫌距離京城太近，便又一次大遷移。反正我們的身價輕如蒲公英，任形勢的季候風吹來吹去，飛到哪兒，哪兒便是新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