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氣候反常，姓劉的“頭人”規定輪流跳上溝渠，喘幾口氣以防中暑。輪到我上溝休息時，我索性赤裸到底——這兒沒有女人，沒有可以忌諱的目光。大家輪流休息的地方，是世人難以想象的地方。幾十年前，這片隻長茂密蘆葦的荒蕪土地，因為靠近大海，原本是海盜出沒和藏身的地方。有一個同類，在離我們挖溝不遠的斜坡上，發現一口昔日埋過死人的空棺材，死人早已被野狗或野狸子叼走，那口空空的棺木，又埋在不見陽光的陰坡，於是我們便分頭到裏邊去躲避炎陽。好在裏邊已經打掃幹淨，我用滴水的短褲擦了擦全身的汗，毫不猶豫地鑽了進去。
我是人？
我是鬼？
還是非人非鬼？
當時沒有想到過這個問題——首先想到的是活下去。靈肉之裸，也是源於這個生活理念。
生命檔案中的“馬拉鬆”之役
在與牛為伍的日子裏買下的那輛破飛鴿牌自行車，在1969年對我起了磨煉意誌的非凡作用。下地勞動時騎著它，節約路耗隻是它微不足道的作用之一；之二，我把積存起來的公休日，一次性地用作回京探家，我舍棄坐火車而用自行車進行長途遠征。當時，“文革”的血腥氣氛，已經稍稍淡化了一些。家居北京的“二勞改”，經過批準可以回家探視了。本來坐火車回京的車票，我還買得起，但是生活昭示我，未來的驛路還看不見盡頭——為了正視現實，我覺得需要強化自己的意誌，因而決定以自行車輪子代替火車輪子。
從茶澱到北京的路程，大約有二百多華裏。夏日炎陽似火，坐在樹蔭下還要冒汗，何況是這麼遙遠的行程，其苦累是可想而知的。昔日與我在桃園一起勞動過的趙鵬飛，與我在北京的住家離得不算太遠。因此，他在那年的夏秋兩季，成了與我一起進行“馬拉鬆”長征的夥伴。我們穿過西區荒蕪的大蘆葦蕩，越過波濤滾滾的金鍾河小橋，就算是進入了自由世界。
那是一番別有滋味的長征。自行車先是沿著彎彎曲曲的小路，在田間穿來穿去。要騎上幾十裏土路，才能從楊村拐上洋灰馬路。由於汗流不止，我們索性把上衣脫下來，夾在自行車的後架上。反正在公路上騎車，誰也不認識誰，身份已然是等外公民了，知識分子的麵子便也不複存在。在地圖上，茶澱與北京的距離，不過有小蟲子那麼長，可是自行車輪子一圈一圈地轉起來時，不知要轉上幾十萬圈，才能到達北京。
為了止渴，還要一路買西瓜吃。好在沿著公路擺瓜攤的不少，借著吃西瓜的時候，在樹蔭下喘喘氣。記得第一次我騎車回北京時，早上五點天剛微亮，就騎車上路了，直到晚上九點——北京街頭已然一片燈火時，才騎到了吉祥胡同口。由於腿部的超常運動，膝關節神經失靈，我到了家門口下車時，一下子摔倒在院子門口。好在門口沒有人，我獨自拍了拍褲子上的土，在門口喘了好一會兒，才搬著自行車走進大雜院。
為了這件事，我母親曾經流過眼淚。她聽我說是騎著車回來的，已然在感情上承受不了，因為她坐著火車去茶澱探視過我，那火車輪子還要轉上半天呢，我拿一輛破自行車與火車競賽，不是找死嗎？！特別是她見到我的膝蓋摔得血跡斑斑後，眼淚立刻順著麵頰淌了下來：
“你可再不能騎車回來了？你答應我！”
“行，我聽媽的話。”
她看出我在應付她，便加重了語氣對我說道：“再窮，咱們可以賣桌子椅子，你也給我坐火車回來。”
兒子蹲在地上，給我往膝蓋上塗抹著紅藥水，也對我說：“爸，奶奶的話說得對，看您這膝蓋摔成了這個樣兒，要是摔壞了骨頭，可是一輩子的事。”
兒子當年十二歲，已懂得人世間的酸甜苦辣了。我與他母親劃右時，他還不足一歲——十二個年頭過去了，他的父親依然是個勞改隊裏的蟲兒。他在給我塗藥時，兩隻眼睛凝望著我，我不敢與他的目光對視，因為他的目光中多了憂鬱，少了幼年時的天真。我的膝蓋當真跌得不輕，但是當我在院子裏走路的時候，我仍然裝出正常人的架勢。我不願意讓同院的人（這個院子裏的人與原來的院子的鄰居，有著很多不同），覺察出來我有腿傷；我更不願意我母親和兒子，覺得我必須坐火車回去。